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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高阳】高阳庞口李氏家族(一)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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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李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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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阳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如果说纺织文化是它物质文明的具体体现,那么,一部纸上高阳、人文高阳就是他精神文明的丰厚遗存。简单举两个例子,一个盖叫天,为中国戏曲文化带来多少隽永的回忆;一个李石曾,为近现代历史增添了几多常品常新的文化话题?

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原名叫张英杰,艺名金豆子河北高阳人

李石曾河北高阳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私立南通大学(Nantung University)首席校董。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随着我县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工作近年来也出现了崭新生动的创新局面,特别是文物、文博工作更是连创佳绩,成果可观。如“布里留法工艺学校”旧址申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阳纺织博物馆影响日趋扩大,大批重大文物考古成果引起全县人民的关注。

李石曾创办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现位于保定市高阳县西演镇布里村东南部

李石曾创办的布里留法工艺学校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篇
这是一个曾经钟鸣鼎食的家族,这也是一个曾经高贵显赫的家族;数百年王朝更迭,江山易主,这个家族的杰出代表或只言九鼎挽狂澜于既倒,或逆势而举兴天下之大义;或顺应天时谋百姓之福,或泛舟四海远播文明,时风苦雨抹刷不去这个盛极一时的家族的丰功伟绩,道德文章。一部高阳庞口李氏家族史,百年时代风云人物传。历史的烟云深处,他们栉风苦雨,披肝沥胆,倾心尽力构建起中华大地上不朽的大厦。他们儒道为怀,他们剑胆琴心,书写着生命的传奇;他们孤傲清高的身影,他们寥落的心声,已化为华夏民族古老文明的兰茵硕果,浸润着苍生后代;他们不死的英灵注视着他们热爱的民族,他们坚守的文化,他们洒下的热血,他们皈依的土地......
第一节 高阳庞口李氏家族概况
明朝初年,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想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新的都城。当时河北地区地广人稀,很多人也便被从山西迁往河北。据史书记载,高阳庞口李氏家族就在那时从山西迁来河北高阳......
在明、清两朝之中,高阳庞口李氏有十二人中进士,三十多人为举人,四人得谥号:文敏、文勤、文肃和文正。
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
文敏公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为明朝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和中极殿大学士,爵少师兼太子太帅,办事坚持正论,时人称为宰辅,《明史》有传。
李霨
文勤公李霨从三十四岁始任康熙大学士,在内阁二十七年,为顺治、康熙所倚重。参与机密,平定三藩,对于台湾弃取,力主统一,设官镇守。故清人誉其为“开国宰辅”。
《清代人物传稿》中有关李霨的记载云:康熙九年,改内三院为内阁,李霨改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寻任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十一年七月,《世祖实录》告成,李霨加太子太傅衔。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三藩叛乱,不久,察哈尔布尔尼亦反,李霨以久在内阁,任事久,为康熙所倚任,“参与机密,天子尝口授,公起草,谕统兵亲藩将帅方略,间与议军务及时事人才。”常常或深夜始退出就食,或留宿阁中。人或有问着,或曰不知,或默不应,慎重不泄禁中语,因此深得康熙信任。平定三藩后,康熙于乾清宫宴饮群臣,李受赐坐上殿,康熙亲自执杯劝酒,君臣赋诗酬唱。康熙二十七年,台湾郑克爽投降,关于台湾的守弃问题,清廷中发生了重大的争论。李光地甚至主张“招来红毛,畀以其它”,有人则主张弃其地,迁其居民。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坚决请设台湾镇守官兵,他特别指出,“红毛(西方早期殖民主义侵略者)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倘若台湾一旦“为红毛所有”,"必合党伙窃窥边场,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然难保无虞”。康熙问大学士等曰:“尔等之意若何?”,李霨、王熙奏曰:“具施琅奏称,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则其地甚要,弃之必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亦未可料。臣等以为守之便。”李霨支持设官兵驻守台湾,否则“弃之必为外国所据”,成为奸宄渊薮。他虽不是从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来认识问题,但主张统一台湾,防止外国为患则是十分有见地的。康熙认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其二不受,犹为不可。”根据康熙的命令,清廷在台湾设一府三县,总兵员一名,副将二员,率兵八千驻守,台湾隶属于福建省,完成了台湾和大陆的统一。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684年7月22日),李霨病故,年六十岁。康熙闻之,降旨曰:“李霨简任机务,慎勤敏练,宣力有年,劳绩素着,忽闻溘逝,朕心甚为怜悯。”命下部议恤,加祭一次,谥“文勤”。
李霨任大学士二十七年,以忠勤正直和练达掌故为皇帝所倚信。他曾三次主会试,十四次充殿试文武进士读卷官,充纂修、监修正副总裁十一次,赏赐优渥,举凡龙蟒貂绮金银鞍马彩笔念珠行幄等甚多。康熙更赐御书卷轴,以示荣宠。然其自奉甚简,不营货利,不置产业,不进声色,家无衣纻之仆,以所得俸禄周济族人及贫士。人有造访者,从不为促膝密语,声音高朗达于户外,语涉私则避席改容,平生不受馈遗。故与其同官大学士王熙说:“朝野贵贱,莫有指公过失者。”时人吏部左侍郎赵士麟更推崇说,李霨“言为世经,行为世法”。二十多年后,康熙还不时怀念李霨等故旧大臣。康熙四十九年三月,谕大学士等曰:“今观汉大臣俱已年迈,继此可用者,难得其人。......昔如魏裔介、李霨、杜立德、王熙、梁清标等具优。李霨任大学士时,始终恪慎,懋着勤劳。”命将其孙李敏启越格升补。同年十月,李霨第三子李其旋,以教习期满,部选知县,引得见旨:“原任大学士李霨,宣力年久,其子李其旋,着以主事用,遇缺即补。”李敏启寻擢大理寺卿,李其旋兵部员外郎,“以示崇奖旧臣,优录后嗣至意”。

李霨所著:《心远堂诗集》
李殿图
文肃公李殿图在乾隆、嘉庆时曾任安徽和福建巡抚,后蜀闽浙总督。在闽浙多施惠政,当地百姓在他过世之后仍在感戴歌颂。故死后获谥号“文肃”。

李殿图乾隆中期进士,曾任安徽、福建巡抚。
李鸿藻
文正公李鸿藻,字石孙,号兰孙,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中乡试举人,咸丰壬子年中进士,保和殿复试,得一等一名,不久以翰林院编修上书房行走,后外放河南学政。咸丰十年,文宗想要找一位品德学问兼优者,教授大阿哥读书。当时的大学士推荐了李鸿藻。因此特将其召回北京,为当时只有四岁的大阿哥授读。大阿哥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同治四年,入军机,后晋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官职日渐显赫。他先后担任过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务。
李鸿藻因为主张严整纲纪,清明政治,并支持敢于批评时弊,揭露社会腐败现象,谴责失职官吏之官员,获得朝廷内外的认可与赞同,成为清流派领袖。他主张放宽言路关心民间疾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这在封建统治的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以几十年的从政言行做到了“持弓简约独守正,持大体,所荐多端士”。因而以其爱国爱民、清正廉洁而名重京师。
在中日甲午战争和中法战争中,他始终坚持主战。在处理崇厚签署《里瓦几亚条约》问题上,他坚决主张收复伊犁。他坚决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总之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始终坚持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立场。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他1897年病逝时,皇上颁发上谕:“守正不阿,忠清亮直。晋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正。”
李鸿藻之子名李焜瀛,字符曾和李煜瀛,字石曾。李符曾先生官至 邮传部侍郎。后致力于民族工业与公益事业,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的开拓者之一。李石曾先生早年留学法国,出版刊物,致力革命,被誉为国民党的四元老之一。他倡导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为国家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他开辟了中法文化交流之先河。他创办了公益事业。他不仅仅是著名的国际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教育家,还是著名的民间外交家。

李鸿藻晚清重臣、清流党领袖,李石曾之父
高阳庞口李氏家族在明朝永乐二年,随着山西大批移民迁到河北省高阳县庞口村。迁居的始祖讳平福,族谱载,他是由山西省洪洞县的小兴州迁来的,这是庞口李氏家族的开始...
知家世之源远、祖宗之光烈,以嗣以续,绵绵延延而有兴焉!
    
离线李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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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始祖迁徙的历史背景
清朝初年保和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十世祖李霨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在其从叔念溪墓志铭中写:“盖我上世自小兴州徒而高阳尚已占籍邑之庞口里者曰平福公是为始祖”。该铭文记载始祖平福公从小兴州迁徙到庞口。

小兴州
据李宗侗先生在《我的先世及外家》中介绍说:“小兴州村只是当时移民的一个集中站,普通河北省人,全是说由小兴州迁来的,何以专迁小兴州村的人,而小兴州居然有这么多的人口可以供迁移?这全是成问题的事。我说它是一个移民的集中站,应当较为合理,但是我们原籍却是山西是毫无问题的。”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出身于晚清世家大族,为名臣李鸿藻之孙,南皮张之万外孙。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的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明朝移民的告示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1341年),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发生了百余次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元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转》)。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中当时被杀的仅余十八家(《明太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亦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战乱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雎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沫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居民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元朝派去处理自然灾害的“巡视组”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徒,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居民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蝗灾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景,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又有了永乐迁民之举。

永乐迁民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捉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北”。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抗拒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燕王扫北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遗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攻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这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剐,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靖难之役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病乱之时,山西确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分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一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传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洪洞大槐树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大致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丁多田少”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为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兵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知家世之源远、祖宗之光烈,以嗣以续,绵绵延延而有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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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山西移民
二 李姓的繁衍生息
中华民族姓氏多达11939个姓,李姓是中国第一大姓,也是世界第一大姓,李姓约占汉族人口的7.94%,拥有人口将近一亿人。有人估算,若世界上所有姓李的人并排站一起,能够环绕地球一圈半。
据史载,李姓原是颛顼帝高阳氏的直系后裔。颛顼有一个孙子叫皋陶,做了尧帝的理官。理官,专管狱讼推断,有些像当代的法官,当时盛行以官职为姓,皋陶也就以“理”为姓。商朝末年,皋陶后裔有一个叫理征的人,忠心耿耿,多次进谏纣王,当时纣王暴虐无道,沉湎酒色,诸侯和百姓都很怨恨他。纣王对理征的多次劝谏很恼火,便把他杀了。理征的妻子契和氏听到消息后,便带着年幼的儿子利贞外出逃难。契和氏本是陈国(今河南淮阳)人,想逃回娘家,又怕连累家人,于是便逃往豫西。当走到今河南西部伊河流域的“伊侯之墟”(也就是伊侯曾经居住过而后已经荒废了的地方)时,母子两人饥饿难忍、疲惫不堪,小利贞已经奄奄一息。那里荒无人烟,根本无法找到食物。型号契和氏发现附近的野树还有一些“木子”(野果)于是采下来吃,这才保全了性命。母子俩逃到豫东,在离淮阳不太远的苦县(今河南鹿邑)安家落户。为了表示对“木子”保命的感激,而且理、李同音,为了躲避纣王的追捕,自利贞开始改姓李。这就是李姓的起源。

颛顼帝高阳氏
高阳庞口李氏始祖平服奉召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自山西洪洞县小兴州迁籍河北省高阳县庞口村开家立业。宅兆村东南,为老李茔。五世祖俨,字仲威,因高官位显改兆庞口村北,后称北茔。九世祖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为明朝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和中极殿大学士,爵少师兼太子太师,因高官位显改兆村南,俗称阁老坟。十五世祖李殿图,因高官位显改兆邢家南村。高阳庞口李氏现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明清两朝,高阳庞口李氏家族人才辈出,中举三十多人,中士十二人,高阳庞口李氏族人对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社会文明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高阳庞口李氏家族杰出人物传记
一 高阳庞口李氏家族中进士第一人
——李俨
五世祖李俨,字仲威,生于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正月二十九日,配郭氏,生二子,名师孔,师儒,卒于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享年65岁。
李俨少有大志,攻读刻苦认真,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李俨住宿学馆,从不回家。为锻炼意志,每日以雪洗面,梅花香自苦寒来,终于在明成化七年(公元1471)33岁时乡试中举。七年后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进京赶考,中了进士。他是高阳庞口李氏中中进士的第一人。时已年届四十,李俨以而立之年中举,不惑之年登第,历三届会试科考,足见其意志顽强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刻苦精神,为后人树立了楷模。
李俨中第后当年出官,授南京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任山西布政司右参议,在明朝,所谓布政司参议或参政等于清朝所谓各省的分巡道。按《明史·职官志》,布政使司左右参议从四品。他在这时间行政上甚有名声。一家有两个处女被杀,知县以邻居的一位秀才有嫌疑,就把他定了罪,参议公极力为他雪冤。李俨为官清正廉明,从不收礼受贿,为防微杜渐,就连不值钱的水果也拒收。他为官处世,称自己一生无愧。为当地百姓称颂。李俨善诗文,留有众多篇章,卒后葬于高阳庞口李氏北茔。李俨墓表由嘉靖时的首辅大臣杨廷和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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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山西布政司左参议——李师儒(六世)
李师儒,字宗正,少从吴先生璟学易,遂究河洛渊源。再不第,发奋与张公天衢、晁公尽孝同铅椠,闭户再涞,岁登宏志丙午乡试,庚戌进士。初授翰林院检讨,侍寿王等王,不就,罢归,左迁四川布政司,照磨历任和令,仁和户口繁而践,更难调当审编,公以三日竣,民无异议。擢守汝州知州,再守裕州。时逆瑾党方横,都邑官皆望尘拜,公长揖而已,任郎中分管河道税,有羡金若干,丝毫不取。升凤阳知府,有僧杀其徒,法当抵,或谓僧赠爵也,需奏请乃抵。公曰:吾以公法治公爵耳。按如法。分巡临清道,尽法平恕,民自不冤。贾人汪信阖门死而两佣泯,其迹不可按。公曰:安有祸及主翁而两佣独存者?一诘得实。士大夫赠雪冤录,升山西布政司参政。致仕,师儒凝重而介雅,有风尚,视兄之子如子。里有伯夺侄产者,儒谕还其侄,而捐己产赠之,其人果愧,励爱其侄如初。崇祀乡贤,县志廉介有传。配于氏,诰封宜人,侧夏氏。生三子,东升,东乔,东涵(夏出)。
三 名吏部尚书——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九世)
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字符冶,号续溪,生于1585年,卒于1631年,高阳县庞口村人。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中进士,同年八月与王应熊、刘鸿训等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万历四十四年五月馆选受检讨。天启五年(公元1625)七月李国木普以左谕德侍讲充当讲官,八月为经筳侍讲,至十二月又以左庶子晋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同时,还掌管纂修事务。天启六年五月以詹事充《实录》纂修副总裁。他官居朝中,粗食布衣,平易简朴,以讲书经受皇帝赏识,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破格提拔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身居要职,荣辱不惊。此时,魏忠贤凭强权作威作福,大肆排斥异党,凡不依附于他的朝臣,先后被贬,拜倒在他脚下的即可升官发财,朝廷内外许多官员争相献媚而不敢有悖。魏忠贤原籍肃宁,视李国木普为同乡,竭力拉拢他以作同党。李国木普坚持“避权术之私”,崭崭中立,贞不绝俗,因而受到魏忠贤一伙的排挤。

明·文敏公李国木普印章(大学士章)
张国纪,祥符人,熹宗张皇后的父亲。天启初年被封为太康伯。魏忠贤及客氏与张皇后不合。起源于张皇后看不惯魏忠贤与客氏的所作所为,与闲谈中提及二人,然而魏阉党羽无所不在,遂将此事报于客氏。因此,魏忠贤与客氏密谋陷害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于是暗地指使党羽刘志选和梁梦环诬陷张国纪,上疏皇上:张国纪身为国戚,却依靠权势,设谋侵占宫婢韦氏,于中宫之内作奸犯科。魏忠贤主要想借此事,动摇张皇后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李国木普知道此事后,就多次劝阻刘志选和梁梦环。最后一次,李国木普找到刘志选和梁梦环,推心置腹地善劝一番,临走时说:“皇帝和皇后,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做小辈的怎么能挑唆父亲为难自己的母亲,捏造是非,动摇母亲在自己父亲心中的地位,何况父母的关系还是非常融洽的呢?你们再仔细想一想,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天下人会怎么看我们呢?”同时多次上疏,请求皇上调查落实,并替张国纪申辩,最后张国纪方得无罪,放回原郡。御史方震儒,高阳县令唐绍尧,皆因直言上疏弹劾魏忠贤而入狱。方震儒曾在辽阳陷落的当天,一日十三疏,奏言国事,直言利弊,荐举人才,做出不少贡献,有功于社稷。魏忠贤仍然指使其党羽诬劾入狱,李国木普则据理力争,极力保全。

李国木普印
天启六年(公元1626)十月李国木普晋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一月又进为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并赐大量的金银与彩帛。天启七年三月,又赐金帛,并荫其弟李国棠为中书舍人。
崇祯即位,知李国木普有委曲求全以辅朝政之功,便与以重用。凡重大典册,悉出他之手。不久,魏忠贤伏法,但株连甚众。帝命国木普查办有关官员,同定逆案,免出冤滥。他对皇上说:“先帝提拔我为日讲官时,曾力辞成命,时魏忠贤一伙结党营私,凡不依附他们的人,便假借圣谕,以泄私愤。幸陛下今能消除奸佞,天下一新。回想臣曾供职台司,一年之内,竟目睹忠奸共处,而不能挽救,自感愧无容颜当此重用,恳请罢免,以白臣心。”崇祯赞誉他“忠清端亮,诚然砥柱”,认为他可充任首辅,机衡重务,于是不改成命,李国木普即竭力协助朝廷公平办案。

崇祯皇帝
崇祯元年(公元1628)三年,李国木普上疏皇上,奏道:“为重振我大明帝业,励精图治,首先要做到以下十件事,那就是:一、厉行有所作为的志向;二、严格执行和完善典章制度;三、采取总揽全局和把握关键的措施;四、广泛吸取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意见;五、谨慎对待自己身边微不足道的言行过错;六、崇尚节约勤俭、廉洁奉公的品德、风尚;七、落实每一位官员自己的职责和权限范围;八、精心研究用人之道,合理运用人才;九、体察普天下人民的疾苦、珍惜百姓;十、实行官职久任的办法,以取得工作实效。”皇帝看了李国木普的奏疏大为赞赏。在殿召群臣时,让大臣朗诵以执行。
此时,后金正于东北向明王朝用兵。北方几乎年年发生天灾,旱涝相继,飞蝗遍地,百姓惨遭摧残。陕西居民苦于加派,纷纷反抗,王嘉胤率众起事。内乱和外患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廷臣上疏皇上,推荐人才,或奏治国平定之策。大将袁崇焕重新启用。原国子监胡焕猷,因弹劾李国木普被革职。李国木普不计前嫌,反而根据其才干向朝廷举荐,恢复其原职。是年,官左柱国、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

王嘉胤纪念馆
李国木普激流勇进,连上六疏申请辞官,他认为自己身居内阁首辅职位,却没有做出什么能使国富民强的大事。现在自己年事已高,已经不再适应首辅工作,与其占着位置,不如让更有能力、有作为 的人来代替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他向皇帝推荐了能够代替他的大臣——韩爌和孙承宗。皇帝被李国木普的忠心所感动,当即为他加少傅,准许他回家休养,赠给他回家费用,并派人护送。这年七月又加太傅。
李国木普在乡下,以侍奉老母为快,并立家庙、置义仓,访少年同窗,游白洋淀,度过几年散居生活。崇祯四年(公元1631)染病。他曾作《秋日村居》诗,以“高宅清自掩,遥夕病相看”、“何恨同袍意,江湖坐渺漫”,叙述归乡抱病的心境。是年秋病卒,朝廷震悼,赠太保,追谥号“文敏”。赐祭葬(国葬)为中堂茔(中堂一品大员),俗称阁老坟。后以子李霨贵,清诰赠光禄大夫太子太师,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崇祀乡贤,县志名贤府志人物俱有传,高阳有李国木普专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邑人(高阳孙榜眼)孙承宗撰其墓表。李国木普著有诗文集三卷。

李国木普墨迹

李国木普墓碑

李国木普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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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代广东道监察御史——李发元(十世)
李发元,字符毓,李俨五世孙,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从子,其父英年早丧,少孤贫而力学,天启四年(公元1624)中举,崇祯七年(公元1634)中进士,是明朝末年高阳籍唯一进士。授职宁波府推官,主营刑狱。时宁波府抓无辜,狱中人满为患,公案上文簿堆积如山。李发元于顺治元年(公元1644)被清廷内召通用,次年授广西道。李发元上任后,经认真调查核实,为无辜者平反昭雪,使多年积案清理完毕,李发元因此名声远扬。当时正值明清交替,在任职期间,政务繁忙,日夜操劳,积劳成疾,后辞官回故里即卒。
配边氏,生二子,李琰,李管。
五 堪称世代楷模的清代秘书——(十世)李霨
李霨,字景霱,又字台书,号坦园,自称据梧居士。生于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六月。直隶高阳县庞口村人。顺帝三年(1646年)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谥号文勤。

李霨
少年时代,命运坎坷
李霨的先人世居高阳县庞口村,在明朝连连出仕,使李氏成为一方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李国木普(木普合一字)官至明天启朝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衔。尽管出身显贵,少年时的李霨却迭遭变故。他的生母赵氏生下李霨刚刚七个月就去世了。李国木普续娶张氏。在李霨7岁时,父亲与世长辞,李霨只得与继母张氏相依度日。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清军毁边墙入内地,大肆抢掠人口、财务。当年十一月,高阳落入清军之手,李家被洗劫一空。无奈之际李霨随继母迁往北京。李霨自幼聪颖勤学,自强不息。生活的坎坷让李霨抹去了几分天真烂漫,养成了少年老成、不苟言笑的性情。无论在高阳还是在北京,他都很少和周围的孩童嬉戏打闹。读书令他心驰神往,十分投入。在刚刚接受启蒙教育时,他显示出了聪颖的天赋,能强记成诵。年龄稍长,他矢志苦学,终日与书籍为伴,写下了大量日记心得。除研习经史外,他还旁涉天文、地理、历算等门类,可谓博览群书。

李霨所著·《心远堂诗集》
李霨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岁月。在他迁居北京的第七个年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随后,大顺军不抵清军锋芒,清政府又进据北京。为了巩固在中原的统治,清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收拢人心的措施。顺治二年(公元1645),在全国多数地区烽烟不靖的情况下,清政府开科取士。许多汉族人参加了这次考试,仅在顺天府就有3000名秀才走进考场。经过选拔,共有1534人被录为举人,21岁的李霨身在其中。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李霨又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入内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满、汉课程。从此,他踏上了仕途。在庶常馆学习三年期满,他以优异的成绩得授翰林院检讨,继而又晋为编修。

翰林院
仕途初露锋芒
清初,在中央各部院任职的汉官都要求学习满文,朝廷上还不时举行考试。顺治十年(公元1653)二月,顺治帝到内院御试众翰林官的满文,李霨和侍讲胡兆龙、检讨庄同生三人列于优等,颇得顺治的赏识。顺治表示:“朕亲临内院面试,若不分别待遇,怎能激劝众翰林官的学习?可将李霨等三人不拘资俸升补”。李霨遂升任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五月,他又晋升为内翰林院侍讲。这时,直隶、江南等地学政出现了缺额,按例应从翰林官中选用。李霨和庄同生等人请大学士图海、范文程代奏:自己对满文尚未精通,恐怕离京后会荒废了学习,希望能免予开列为学政人选。顺治下旨允准。七月,李霨升任侍讲学士。后来,他又被擢升为内秘书院学士。

内秘书院
顺治很重视对庶吉士的选拔和培养。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四月,他亲自选拔了董色等37名庶吉士,命其和一甲满、汉进士一同攻读,又命李霨与学士禅岱、麻勒吉、胡兆龙为教习。当时,有资格教习庶吉士的,都是学问渊博、品行端方之人。李霨担当此任,说明顺治对其才学有着良好印象。同年,顺治谕示内院官员:“自古以来,勤学图志的帝王必定要开设经筳、日讲,从中得到启发、灌输。现在经筳已定于文华殿告成之日举行,日讲深有裨益,益刻不容缓。你们从速选出八名学问渊博的满、汉词臣,让其以原衔充日讲官,侍奉于朕的左右,以备咨询。”结果,李霨又和麻勒吉等充任了日讲官,得以频繁与顺治研讨经史,充分向顺治展示了学识。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李霨还充任了经筳讲官(经筳、日讲是为封建帝王学习修身治国之道而开设的御前讲席,前者重乎仪式,后者则是真正的课堂)。

文华殿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李霨在仕途上连传佳音。二月,他充任了会试副考官。三月,他经过考满被加一级,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五月,李霨跃身登上相位,得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他从出仕到拜相,前后不过10多年,令人瞩目。当年九月,内三院改为内阁,大学士加殿阁衔,李霨改任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他疏言:内三院既改为内阁,原在内院的翰林院则应单独另设,分清责任,各司其职。顺治采纳了此议。次年三月,李霨又被加上了太子太保衔。
然而,顺治给李霨的并非尽是荣宠。李霨拜相刚刚一年即因“票拟”获罪受罚。按照清制,凡题奏本章到内阁,先由内阁侍读官员详阅,拟出草签,再由大学士阅定,缮成正签,供皇帝审阅定夺,称作“票拟”。在李霨得加太子太保衔后不久,兵部提请为武进士刘炎等人授职,内阁由李霨经手票拟“不拟给予”,与顺治的意愿不合。顺治颇为气愤,训斥阁臣:“刘炎等人是武职,与你们声气不通,所以你们就不拟给予。象这般偏怀私见、任意妄裁的行为,辜负了朕的倚任,实在可恶。若朕不加重惩治,你们弄权自专的势头必定会滋长下去。”他谕令将李霨等人从重议处。结果,李霨被降四级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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