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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身边弃商从戎唯一的世家子弟__李朗如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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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海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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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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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姐弟们自解放后就跟着父母亲在广州读书生活,与外公的接触是最多的。那时外公的住处就在我们家住的沙面附近,走路不到十五分钟。所以每逢周末或是学校放假,我们都会到外公家里去玩,活动范围大部都在西关一带,是典型的新一代西关小姐少爷。但父母和外公对我们的要求严格,使得我们长成后完全没有普通西关富家子弟那种庸俗的小市民习气。

外公生性严谨,不苟言笑,坐言起行,注重实务。可能预见到有些孩子将来会有出息,外公在几个外孙中最喜欢我和姐姐梦妮,常常向我母亲过问对我们的教育,但从不溺爱。据母亲回忆:有一次,外公在车里看到我一个人在路上边走边哭,回家就赶紧问妈妈:阿迪(我的小名)为什么哭?妈妈说是被几个小同学欺负。外公很生气,说:“那也不要哭,打他们嘛!”可见外公希望后代的为人要强势,不能受人欺负。

外公在香港时就非常疼爱我,给我起的小名是“阿迪”,在广东话里是小小的鸭子的爱称。外公表面严肃,私下里对我是有求必应。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刚上小学的我一个人在外公家玩。保姆说广州郊区的水果熟了,要带我到乡下去摘番石榴,外公就给了我一块钱去玩。那天很高兴,跟保姆去了她的仑头乡下,坐了小艇,爬上果树自己随便挑随便摘,乡亲们都知道我的身份,对我非常热情,还送我很多水果带回家给外公。被父亲发现后,把我批评了一顿,还抱怨外公不应该鼓励我去搞特殊化,闹得很不愉快,结果以后我就不敢私自活动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大跃进,全民大灭四害,即“蚊,蝇,鼠和麻雀”,前三项打死了好记数,麻雀在天上不好弄,我们就在外公的天台上敲铜盆,全市一起敲,麻雀受惊不敢降落,飞累了就掉下来。还有大炼钢铁,我们小孩都被发动到处去收废钢铁,每天都有指标。外公家里当然是首当其冲,我们回家把外公的窗户护栏,内门护栏全部拆了回学校交差,最后剩下临街的大铁门没拆,幸存到现在。外公对这一切都默认支持,虽然是不理解这种疯狂的运动。

还有一次,正在念小学五年级的梦妮兴奋地把她自己创作的画,和在广州少年宫绘画比赛中获奖的奖品拿给外公看,外公却说:图、工、体、乐,只能作为业余爱好。只有学好数理化才能自立。”这番话,作为严格的家教,指导了我们家几个孩子的一生至今。很多专家评价我和姐姐的作品,认为功力已超过了许多的画家。但我们不以为然,也不用作品图利。继续遵循外公的家教:学文理法商,从事强势的职业;不以图工体乐谋生。

外公的生活很简单,也很有规律。每天的午饭是到沙面的西餐厅“经济餐馆”,晚饭在西关十八铺路的“利口福饭店”。沙面经济餐馆就在我和姐姐念书的沙面小学旁边,所以我跟姐姐梦妮常有机会跟公公一起吃西餐,那时候的西餐很便宜,一个猪排全餐才一块钱。由于沙面小学与我们家在同一条街上,相距不到四百米。我和姐姐这种不回家吃午饭的行为很快就被爸爸发现并制止。

除此以外,外公没有其他的享受,每天都是忙于工作。家里的小车,只为上下班用,其他时间停在车房里。他绝不用来干自己的私事。我的记忆中就没有坐过外公的车。市里给外公配的警卫员,服务员,他一个都不要,而是自己花钱雇了一个老工人叫杨光,住在家里,主要是看护花园。另外雇的一个保姆也是远房亲戚,每天除了搞卫生,就是每天傍晚给外公做一盘菠菜,补充铁质。
我族始祖治成公於咸淳元年在南海縣鼎安都江浦司海舟堡田心鄉開基為海舟李氏一世祖据族譜記載祖承忠肅公李彌遜宗系
离线海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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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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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突然去世,对外公的刺激非常大,外公在北上安排好孙中山先生的丧事后,曾发誓有生之年不再踏足北京。所以1949年李济深,宋庆龄等好友邀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又邀请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候都被他婉拒了,大家也理解。即使是后来在担任广州市副市长期间,凡是需要赴北京的会议,或是国家授予的有关荣誉,外公都一律予以拒绝。为此,当年的广州市市长曾生将军还曾专门到家里来劝外公改变初衷,未果。事后外公还对我妈妈说,与曾生共事多年,就闹这么一次矛盾了,没有解的(即广东话的不可理喻)。

尽管如此,外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共产党巩固政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是广州商界的领头人,威望很高。共产党要号召广东省的民族资本家做事情,只要跟外公说一声,没有办不成的。而外公本人,确实也为华南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下了头功。他把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广州陈李济制药厂交出来带头参加公私合营,并把自己持有的绝大部分股份捐给国家

陈李济创立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600年),比北京的同仁堂还早69年,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制药企业之一。当年创业的传奇,是因南海县商人陈体全,收得货银回广州。船到广州后,他匆忙上岸。货银遗落在船上,被一位名叫李升佐的同船旅客拾获。李升佐也是南海县人(西樵区李村),即李朗如的祖先,颇谙医道,在广州开设一间中草药店。李升佐路不拾遗,整日在码头伫候,终将遗银璧还失主。陈感李高义隆情,品德诚实,意欲酬报,被婉言谢绝,于是他诚恳提出,拿出遗金半数,投资于李经营的中草药店。李谦辞再三,终不能却,只好应允。于是,两人用红柬写下合伙文书,曰:“本钱各出,利益均沾,同心济世,长发其样”。并将其店号定名为“陈李济”,意为陈李二人合伙经营,同心济世。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陈李合资后,李致力于搜集古代固有成方、验方,选用上乘药材原料,悉心研究炮制技术,终于以精湛的工艺,制成多种别具一格的古方正药。

康熙年间,“陈李济”首创蜡壳药丸剂型,这一形式引发了当时中药包装的重大革命。蜡壳药丸在300年前是贵重药品的代名词。“陈李济”蜡壳丸的问世,也引发了那时北京、杭州等其他中药制造中心中药包装的革命,一直到后来为全国制药业广泛应用。清同治年间,同治皇帝偶感风寒,服用“陈李济”的“追风苏合丸”后即药到病除,遂钦赐“杏和堂”封号,民国年间正式将“杏和堂”注册为商标,沿用至今。

由于传统的蜡丸颗粒大,服食不便,香港陈李济药厂李汝昭及其后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自创滴丸技术,将蜡丸内的单粒大丸改为多粒小丸,并将此工艺率先用在女性专用的《陈李济乌鸡白凤丸》的改造上,获得空前的成功。随后国内的中成药企业纷纷仿效,引起中药包装的第二次重大革命。

1917年,正当“陈李济”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时,竟出人意料地陷入困境。这并非产品或经营上的原因,而是败在“陈李济”两族族人过度透支经营所需现金。由于缺乏现金,让当年一位姓潘的高利贷者有机可乘,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入主陈李济,掌控财务大权。当时陈李两族人纷纷向已经弃商从军的外公,陈李济第七代传人中李朗如求救。外公当时兼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与当地军阀李福林,帮会领袖陆满等人有很深的交情,于是出面力挽狂澜,还清外债,驱逐外姓。外公自此时开始接掌陈李济,祖传家业得以振兴。1922年,“陈李济”在香港皇后大道中206号开设香港支店,1935年又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上海支店。1937年在新加坡大马路再设分店。1948年,又曾在马来西亚筹办分厂,1948年冬,到台湾筹设支店(地址在台北市博爱路)。所有这些支店和分点,形成了一个跨省、跨国的经济网。新中国成立前,整个企业已进入产销两旺的“黄金时代”。

除了继续营商资助革命,外公李朗如每年都要拿一些镇厂之宝”—“百年陈皮送给宋庆龄和何香凝,至新中国诞生后,此陈皮之谊仍年年继续,被传为佳话。
我族始祖治成公於咸淳元年在南海縣鼎安都江浦司海舟堡田心鄉開基為海舟李氏一世祖据族譜記載祖承忠肅公李彌遜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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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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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外公从新进入政坛,将陈李济的管理权交给大舅舅李汝昭。在二舅舅李汝亮被军代表逼走的事件发生后,李汝昭认识到像陈李济这样的民族资本企业,在内地的发展不会有前途,早晚会被共产党吃掉,于是便将广州总厂的管理核心逐步移到香港分店。

果然,1954年全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陈李济作为当时广州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被公私合营。外公率先将自己的股份捐给国家,对当时的广州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带头作用。李家剩下的一点象征性的股份,则交由三叔公李敬如去代理。当然,在香港的大舅舅对此安排很不满,因为这样一来,陈李济整个家族产业版图马上就缺了最主要的一块,大大伤了元气。

现在但凡熟悉广州市的人都知道,中共广东省委的办公地点是在东山,省政府是在东风中路。而很特别的是,广东省委统战部和广东省台办的办公地点,却远离省委本部,单独在广州市中心区朝天路和米市路之间一个繁华的旧街区中。

省委统战部的这个办公地点,原来是著名的南海会馆,占地很大。会馆园中古木参天,现在还保留了不少。当年叶剑英元帅在闲聊时向外公提起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新成立的统战部办公地点还没有着落,外公立即答应由他去落实。随后外公说服了南海的乡亲父老们,把当年的南海会馆的地盘捐献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也就是现在的广东省委统战部。

外公是南海西礁山人。家乡的人以他为荣。他还在生,家乡人就给他建了祠堂,当时叫“生词”,是对家乡立有很大功德的族人才能享有的荣誉。

三百年制中成药世家出身的外公,本人却是个笃信西方医学的人。不信中医。听妈妈说,1963年,即使外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西药医治已无效,还是拒绝吃中药。很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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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16-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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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是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刻骨痛恨日本侵略者,以致在档案中从来不耻于提及日本,也不写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那一段经历,反正大家都知道他是在那时候结识孙中山先生,参加同盟会的。回广州定居时,广州市政府任他挑一块地盖自己的住宅,外公就把地址挑在广州西关的“抗日路”上,门牌号是“抗日中路98号”。盖成一座两层小楼后,花园很大。外公看到当时成立的消防队没有地方,就把花园的一大半割给了消防队。1972年,中日建交,抗日路被改成了“和平路”至今。

外公在1963年去世时,正值中共中央在《广州会议》后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外公葬礼的规格,当时在广州是空前绝后的,可谓极尽哀荣。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委,省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全数出动,亲自为外公执拂扶灵,外公的灵车从东川路殡仪馆,经过繁华的中山路到银河火葬场的一路上,两旁有数不清的群众送行。

记得当时我跟妈妈去收检外公的骨灰,看到里头有一块块金黄色的颗粒,我还以为一般人的骨灰都是这样。后来有对比了,才听人说骨灰里有颜色颗粒的,叫舍利子,是有很高功德修为的人死后才有的。

外公的骨灰,以最高礼遇安葬在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山顶最高处,至今派有专人管理,供民众瞻仰。

母亲说,我当年出生的那一天,正是清明节,外公非常喜欢,抱着我说:这个孩子生来就是会拜祖宗的。下个月的清明节,我一定要去给外公扫墓,让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保佑他的女儿,我至今已高龄的妈妈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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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4楼 发表于: 2016-05-03
補充閱讀:

陈李济后人的感慨___記李朗如
http://www.txlishi.com/read-htm-tid-6981-fpage-2.html






我族始祖治成公於咸淳元年在南海縣鼎安都江浦司海舟堡田心鄉開基為海舟李氏一世祖据族譜記載祖承忠肅公李彌遜宗系
离线李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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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16-05-03
重要是文化革命时候有没有被迫害。
离线海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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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16-05-06
回 李发明 的帖子
李发明:
重要是文化革命时候有没有被迫害。[表情]  

謝謝李發明宗親関懷!

文革65年開始時, 63年李朗如已去世, 但是在69年仍給人做了黑檔案, 記述文內說:

"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张先生,在前天去过现在属于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的南海档案馆。里面的人给他提供了一份1969年11月南海县西桥公社制作的《线内(外)敌伪人员落实花名册》。在这些被落实为敌伪人员,就是历史反革命的人员当中,外公李朗如的名字赫然在目。

上面写道:姓名:李朗如;别名或曾用名:李澄秋;性别:男;年龄:78;籍贯:西樵太平;案情性质:历史反革命;主要罪恶事实:1948年人伪广东省第一清剿区绥靖设计委员会委员。曾历任伪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伪广州市公安局长。广九铁路局长、伪广东省参议;现在政治面目: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在详细地址何职:九甲村,1965年已死;备考:020,17页。

我要感谢香港浸会大学的张先生。如果不是他这种尽职尽责的努力,我们作为家人,绝对不会想象得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干这样肮脏的事情。如果再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家的后人完全有可能会因为这一份保留到现在的所谓《敌伪人员落实花名册》,被那些念念不完搞唯成分论,靠标榜所谓“草根出身”,用颠倒黑白的手段搞阶级斗争的家伙,当做历史反革命的后代再次打倒。

这个花名册的制作日期是1969年11月。那时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最疯狂的阶段。以贫下中农,即现在我们说的部分“草根精英”阶级组成的革命造反派全面当政。幸亏那时外公已经去世六年了。否则肯定不可能在身后公平地享受到1963年,由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共同主持的葬礼待遇。"

在文革期, 李朗如的四女婿一家人, 包括四女兒及四女婿, 給掛牌遊街批斗, 而且四女婿受警備拘留審查而下落不明:

"我父亲何世庸,是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一直受党中央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的直接领导。父亲长期以国民党财政部盐务专员的身份掩护自己的革命工作,同时自然对盐业工作具有丰富的经验。广州解放后,父亲与外公一起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政权的接管。由于父亲回广州时原来工作的两广盐务局已经有军代表先行接管,所以他一开始被安排的职务是副军代表,实际主持全面工作。

及至工作走上正轨,广东省人民政府机构逐步完善,政府各厅局撤销军代表,正式任命领导干部的时候,父亲理所当然的被任命为正局长,而原来的军代表成了副局长。此人对这样的安排非常不满意,在背后想方设法整我父亲的黑材料,然后在我父亲在1952年率中国首个盐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期间,利用解放初期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机会,写匿名信到省公安厅去诬告父亲是假党员,国民党蓝衣社特务等等,还通过私人关系,煽动他在公安部队的朋友到两广盐务局来抓人。这件事情立刻被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得知,才把父亲保了下来。但省公安厅还是以有人报案就要继续调查的名义,把黑材料放进了父亲的档案,害的他背着国民党第一号大特务的嫌疑一直得不到重用,直至1970年广东省化工厅何世庸专案组,为弄清此案专门到四川找到写匿名信的前军代表,弄清了事情的缘由,又到北京找到董必武和叶剑英亲自出具证明,才彻底平反了这一宗冤案。

当时,外公眼看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女婿被冤枉,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女儿的家庭受到影响,也是极为不理解。但也只能忍了。当然,父亲还是坚信党,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地在此后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那位军代表的卑鄙作为在文革中经专案组调查被揭发后,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错误并道了歉,父亲也无法再去追究,毕竟那时大家都老了。但这一冤案,耽误了父亲整整十五年的宝贵光阴,令人扼腕。

外公去世后,广州的亲人又经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母亲是外公家族中唯一的共产党员,父亲亦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却被造反派残酷的挂牌游街斗争,后来被广州警备区拘留审查,下落不明,震惊香港的亲戚们。以致大家对共产党误会更深。我1979年因公回香港,顺便抽空探亲,按妈妈的要求给陈李济总厂去电话问候,结果除了大舅妈一家和大表姐一家外,其他人得知我是共产党员,因而不愿意和我见面。误会延及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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