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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谱 知 识 讲 座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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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4-07-28




家谱 知 识 讲 座
第一章  家谱的起源
第二章  家谱的名称与类型
第三章  家谱的内容与结构
第四章  字辈与堂号
第五章  宗规、家训
第六章  家谱的价值与利用


第一章    
   家谱的起源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其内容之丰,价值之高,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与认识。

古往今来,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散居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共同祖先,血缘关系将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虽然有贫富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居住在同一块地之上,即使是战争、瘟疫和各种自然灾害,也不能将他们分开。这些家族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氏族是一个大家族,国家是一个最大的家族,国王或皇帝是这个家族的总族长,百姓是这个家族的子民,总族长利用各种手段和相当于血缘关系的纽带,维持和统治着自己的国家。

为了能使统治得到延续和稳定,权力更替和财产继承能够平稳实现,不致落入外人之手,无论是国家还是各个家族,都十分重视血统的纯净,为此,记录血缘关系和血统世系的谱牒就应运而生了。

关于家谱起源的具体时期,历代说法不一,归纳一下,可以看出,传统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战国秦汉起源、周代起源、殷商起源等四种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然而,如果我们在文献学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运用考古学、民俗学等方法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家谱的产生时代远远早于上述四说。应该说,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家族世系就曾以结绳。口传等方式存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很多民族的发展史中得到验证,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会例外。

从文献角度看,早在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的夏朝,王室就有了记录自己世系的谱牒,这就是夏王室的家谱。商、周王室也都有自己的家谱,后人曾加以整理,编成《五帝德》、《帝系》、《五帝系牒》、《世本》、《帝王诸侯世谱》等通代谱牒。汉代著名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创作其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时,就曾参考并仔细研究过这些资料。他自称:“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实地游历、考察所得,写成《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完整、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以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谱,编成《十二诸候年表》。遗憾的是,那些原始的家谱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早已失传。今天,我们只能见到后人辑佚、整理的部分本子和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

令人欣慰的是,在传世的甲骨文中,却还保留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和释读,共有三件甲骨片可以确认为是最古老的家谱,一件最早见于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序号为209;一件最先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序号为1506;一件最初见于董作宾的《殷虚文字乙编》,编号为4856。第一、第三件文字不多,价值相对差一些,第二件“库1506”为一大片牛肩胛骨,1903年左右为美国人方法敛收藏,今藏大英博物馆,所载文字是一极为完整的、典型的商人家族世系。有关本片的真伪一直存在争议,认为是伪刻的有胡小石、董作宾、郭沫若、容庚、唐兰、胡厚宣等先生,认为是真品的有张政朗、陈梦家、于省吾、饶宗颐、李宗勤等先生。不过,近年来的学者,大多认为是真品。全片从右到左,共13短行,每行一句,除第一行为五字外,其余12行均为四字,行间无直线。陈梦家先生在其《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将这件甲骨片定为武丁时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10世23
任国王,距今大约有三千二百余年。这件家谱一共记录了儿氏家族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的11人,兄弟关系的2人。也就是说,这件家谱共记录了这个家族11代的世系。通过这件家谱实物,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有了以表格形式记录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谱了。此外,这三件实物资料上的人名,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之中,显然,它们都不属于商代王室成员。由此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在三千二百多年之前,不仅王室,就是其他一些显贵家族,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记载的家谱。“库1506”家谱共有11代世系,以每一代世系30年计,这个家族有家谱的历史又可上推三百余年,这件家谱实物年代之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上述三件家谱实物之外,在现存的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商人求祷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祭祀谱。这些祭祀谱,原本是为祭祀用的,它们有的求祷于自己的祖先,有的记载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则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从而形成了一连串的世系。同时,这些祭祀谱上往往还有诸如祈祷用语。祭牲数目、祭祀日期等内容,因而,它们与专门记述家族世系的家谱有所区别。然而,由于它们记载的均为同一家族的世系人物,并逐代排列,有条不紊,则又与家谱在性质上有些相同。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祭祀谱是家谱的初级形式,它所记载的家族世系资料,为专门家谱的撰修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保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商代的这些祭祀谱,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家谱,它的产生年代可能要略早于专门记述家族历代父子世系的家谱。

在现存的商朝未年的青铜器中,也有几件是属于专门记载商人家族世系的家谱。如现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三件同时出土于易州(今河北易县)的青铜戈(文物界称做“商三句兵”},对于它们的铭文内容中的一些具体所指,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对其是记载同一个家族世系的家谱却是大致认可的,更有学者认为,这三件铜戈的铭文记载了同一个家族六到八代的谱系。此外,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还著录了一件被称做“祖丁戈”的青铜戈,它的铭文虽然只有“祖丁祖己
祖乙”六个字,但从商人多以干支命名的特点看,它自然也就成了一件记载一个家族三代祖先名字的家谱了。

在周代,铸记家族世系于鼎彝之风盛行于全社会。在流传至今的周代青铜器中,由于各种器物铸造时代的先后和家族地位的高下不同,其铭文中所记载的家族世系代数和功勋。庆赏事迹等内容的详略程度也不一样。现存周代青铜器中记载家族世系最多的,当属1976年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同窖出土的。由于它们是出于同一窖藏,因而,被有关学者判定为是内容相联的两件记载周初显贵微氏家族事迹与世系的宗庙祭器。从两件彝器的380字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彝器一共记载了自周文王至周穆王一百多年内微氏家族连续七代的世系。可以这么认为,这两件彝器也是我国现今发现的记录家族世系最多的青铜家谱。

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关世系的记载,仅仅可以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形式。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文字并不是最早和惟一用于记事的方式。如前所述,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就普遍采用结绳和口述的形式来记述各种大事,其中自然也就包括了家族世系。由此就形成了两种更为古老、更为原始的家谱形态,这些原始形态的结绳与口述家谱,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对比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残存到近代和现代,成为民族家谱中两种很重要的组成形式,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中见到些许痕迹。

我国家谱文献的起源很早,可家谱专词的出现却晚了许多。但具体出现于何时,已不可考。目前见到的最早记录,是六朝时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曾引用了《王氏家谱》,而唐初李善《文选注》中,则不仅引用了《王氏家谱》,还引用了《颜氏家谱》。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也著录有《杨氏家谱状及墓记》。这几部家谱,当为南北朝时人所撰。我们知道,某一词语被用做书名而存在,理应是在使用比较广泛,词义相对成熟之后。因此,我们可以说,家谱一词的出现必定是在南北朝之前,但限于资料,不敢妄断。不过,如果这样说,即家谱一词的出现,最晚不过南北朝,想必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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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家谱的名称与类型



家谱,历史上曾有多种名称,家谱仅是其中使用最多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从古至今,家谱类文献的名称大致还有如下这些:谱、谱牒、族谱、族系录、族姓昭穆记、族志、宗谱、宗簿、宗系谱、家乘、家牒、家史、家志、家记、百家集谱、世录、世家、世本、世纪、世谱、世传、世系录、世家谱、支谱、本支世系、枝分谱、帝系、玉牒、辨宗录、偕日谱、系谱、图谱、新谱、星源集庆、列姓谱牒、血脉谱、源派谱、系叶谱、述系谱、大同谱、大成谱、氏族要状、中表簿、房从谱、维城录、谱录、祖谱、联宗谱、真谱、渊源录、家世渊源录、源流考,世典、世牒、世思录、家模汇编、乡贤录、会谱德庆编、私谱、传芳集、本书、系谱、清芬志、家传簿、先德传、续香集、房谱、祠谱、坟谱、近谱、会谱、全谱、合谱、统谱、通谱、统宗谱、宗世谱、总谱等等。
家谱的命名,通常是在家谱之前冠以姓氏、地名、郡望①、堂号②、几修等内容,如《汾湖柳氏第三次纂修家谱》,有地名、姓氏、几修;《六修严氏家谱》,只有几修和姓氏;《黄山王氏辅德堂支谱》,有地名、姓氏、堂号;《倪氏报本堂重修家乘》,有姓氏、堂号、几修;《陇西李氏宗谱》,有地望、姓氏。也有一些家谱将由何处迁来也标在名称上,如《锡山过氏浒塘派迁常支谱》,即由无锡迁至常州的过姓滁塘支派的家谱。还有一些则标上具体住处,如《毗陵修善里胡氏宗谱》,标明毗陵(武进县古名)修善里,以区别同县同姓家族。此外,还有一些家谱修成后,采用一些极为特殊的带有一定寓意的名称,如清代初年句容华渚修成华氏家谱54卷后,没有按照一般惯例命名,而冠名《华氏本书》。看了此书义例,方才了解到,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为了正本求源。清光绪年间,钱日煦修成家谱10
卷,命名为《吴越钱氏清芬志》,取义于两晋时陆机《文赋》中
“诵先人之清芬”之意:民国年间,袁镛修成家谱《数典不忘》一卷、这是反《左传》中“数典忘祖”之意。像这类取名方式,在家谱中并不常见,一般还是采用地名、郡望、姓氏、几修加上家谱字样来命名。


①郡望:也称地望,主要用于标题一个姓氏或家族的发祥地与望 出地,普遍流行于南北朝,盛行于唐朝。
②堂号:即祠堂名号,用以区别各家族或同家族中不同支派的标
记。主要有两种类型,有姓氏特征与无姓氏特征。有姓氏特
征的以郡望为主,兼及本姓氏或家族先人的道德情操、功名科第、嘉言懿行;无姓氏特征的则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

从上古以来,历代所修家谱是难以计数的,这其中绝大部分因年代久远,已经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它们的类型及特征,我们只能依靠时人与后人的记载来了解,留传至今的和新修的家谱大约有三万多种。这些亡佚和现存的家谱,由于编者不同,编修目的不同,再加上载体、文字、取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仔细考察一下,古今家谱大致有如下类型:

首先,拥有记载家族血缘世系与历史的家谱的并不仅限于汉民族。虽说汉民族拥有的家谱数量占有绝对多数,但汉民族以外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相似或类似的文献存在。与汉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回族、壮族、畲族等民族,都有家谱存在;蒙古族、彝族也有使用本民族文字写成的家谱,清代由于满人袭爵、人仕都需要有证明自己血统、身份的文件,因而,在少数民族中,满族人的家谱占了很大部分。其他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如怒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普米族、阿昌族、鄂伦春族等,也都有自己的结绳或口述的家谱。这表明,家谱的类型不仅有文字记载的,也有口述和结绳的。

在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中,因载体和生成方式不同,又可区分为实物的和书本式的。早期的如商周甲骨、青铜家谱,汉代的石刻家谱,后代的塔谱,少数民族的结绳家谱等,都是实物的。在实物家谱中,似乎还应加上简册的,这是因为简册是春秋战国以至汉初的主要图书形态,可惜年代久远,至今还没有简册家谱的实物出土。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家谱,基本上都是书本式的,不同的是有的为手写,有的为雕版印刷,当然现在又有排印的了。书写的载体有纸张与绸帛之分,装帧形式也有卷轴装、册页装、经折装、线装、平装、精装等区别。

在现存的家谱中,还存在着先修后修的区别。家族的世系,一代接一代地延续,记录家族世系的家谱就必须经常或定期续修,以记录延续的过程,这样,就产生了初修、续修、三修,以至十五修、二十修的不同。后代续修的家谱基本包括了前代纂修的内容,可是由于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和修谱人的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导致记录家族历史的侧重点也就不尽相同,格式和结构也不完全一样。如古代重本轻末,经商之人在家族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可近代以来,社会风气发生变化,因商致富者在家族中的地位急剧上升,反映在家谱中是传文篇幅增加,位置显要,尤其是捐了一笔钱给祠堂或资助修谱后,更是如此。

在家谱发展史上,也存在着纂修者不同的区别。唐代以前大多是官修,因而,修成的多是合谱、群谱,以姓氏谱、氏族志的形式出现,将所有姓氏分出等级,依次记录世系。由于需要记载的氏族大多,导致记录的内容较为简略,一般以世系为主。宋代以后,家谱由各家族自己纂修,仅记载本家族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就有余力来丰富家谱的内容,家谱的构成也日渐复杂。宋代以后的家谱,由于记述范围不一样,又可分为仅记载一个大家族支派房系世系的支谱、房谱;记载一个大家族世系的宗谱、世谱;以及将分散于各地的同族各支派统编于一谱或多个虽不是同一家族,却因是同一姓氏而联合修谱的家族所修的大成谱、宗世谱、统谱、总谱;也有一些记载两个同姓但不同宗的家族的合谱存在。其中专门记录皇帝世系的称帝系、玉牒,记载诸侯家世的称世本,记录普通家族的称家谱或宗谱、族谱。此外,还有专门以记载宗族祠堂各种内容为主的祠谱和记载本家族历代祖先坟墓位置、坐向、守坟、规约、墓祭仪式等内容的坟谱等特殊家谱。

在笔者阅读过的家谱中,还见到这样两部有异于通常类型的家谱。一部为《诵芬咏烈编》,从名字上很难看中这是一部家谱,但从序文中可以明了名字的来源:“武林徐氏,以翰林起家,台衮相袭:,硕德清望,累世不衰。恭读乾隆间高宗纯皇帝‘赐文敬公碑’文,有云‘亦令尔子孙诵芬咏烈,知所法焉,。“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家世显赫的家族骄示其家族历史的专门文献。它的内容也很特殊,没有世系,首列历代皇帝浩敕,后列本家族中著名人物的各种传记资料和诗文。另一部为民国间所修的《徐氏族谱》,亦无世系,只列出这个家族分布于山东济宁、巨野、郓城、嘉祥、寿张、范县、阳谷等地所有现存成员的名号,间有简单说明,由此看来,这可能是一部联宗谱,但没有标明。

在家谱中,还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类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个人如果没有后裔,通常会从本姓或外姓子弟中领养一个男孩。三国时的著名政治家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从夏侯家被领养到曹家的。按说从外姓领养的后代不能入家谱,可自己既姓了别人的姓,也要生儿育女,形成家族延续,数代之后,要修家谱;又不能恢复原有的姓,只好将本姓和过继之姓均在家谱名称上列出。如明初时修的《袁朱宗谱》,始祖朱梓,本姓袁,后过继给舅父朱德敏为子嗣,五世以后,子孙修谱时,向明太祖请求恢复本姓袁;没得到同意,最后只得以“袁朱”命名,此谱到清朝一共修过八次,均冠以《袁朱宗谱》之名。清道光年间,李召棠修成的《周李合谱》,光绪年间何乘势等修的《方何宗谱》,后世的《林李宗谱》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家谱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此外,另有一种特殊的异姓间的联宗合谱现象。比如因异姓联姻,生子兼祧二姓而合谱的《张廖氏族谱》、《鲁陈宗谱》、《罗陈文安竹庭公族谱》等,同避讳改姓再入赘而导致祧三姓的《朱庄严氏大族谱》等,都属这种情况。除此之外,隋唐以前还有一些收录全国各地各宗族情况的万姓谱、百家谱和记录一地各家族状况的郡谱、州谱存在,宋代以后则没有了。

家谱类型中,更有一种专门记录本家族所有庶母的极为特殊的类型。封建时代,妾在家族中是没有地位的,反映到家谱上,通常是不被收录,除非生有儿子,方才被收入,即使收入著录,内容也极为简单,仅为某氏,所生子女人数、名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上不去。与此相反,明朝万历年间,金应宿修有六卷本的专门记录本家族各支庶母132人的庶母谱--《|王当|溪家谱外戚篇》;清代乾隆年间所修的《芝英应氏宗谱》后也附有庶母谱,上谱的庶母每人均有小传,内容包括姓名、籍贯、父名、生卒年月日时、葬所、子女,以及懿行、诗文等。家谱是一种被供奉于祠堂,接受族人祭拜的极为正式的家族文献,在这种文献中,正式确立了庶母在封建家族中的地位,不能不引起后人的重视。可以这么认为,庶母谱的出现,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是个冲击,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代似乎也没有仿照者。

据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明初太祖洪武年间曾官修过《明主婿》一卷,专门收录明太祖及众亲王所招女婿情况,成为中国古代文献中极为特殊的专收女婿的谱牒,这种女婿谱在其他文献中尚未见到记载。唐朝还有专记皇后的皇后谱牒和专记自唐高祖至昭宗各朝诸王公主的《圣唐偕日谱》,取义为“逐帝书出,号曰偕日,与日齐行之义也”。此外,也有专记自唐高祖至宪宗时诸王孙的《皇孙郡王谱》和宪宗元和年间至文宗开成年间所封公主的《元和县主谱》。

汉代还有一种专门记录家庭恩荣情况的家谱——《邓氏官谱》,集中记载了东汉时期大官僚邓禹家族历代宠贵的历史。宋代以后,这类恩荣的内容在每部家谱中都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和篇幅,因而,再也没有必要单独编制恩荣谱了。

在一些特殊群体,如佛教、道教中受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影响较深的某些教派,封建帮派如清帮等中,也都有一种类似家谱的文献,比如道教中属全真派常道观的就有《龙门正宗碧洞堂支谱》,内有龙门派丹台碧洞宗世系表。据说佛教中禅宗祖庭少林寺也有类似记载本寺师徒传承世系的谱书。这一类文献,包括清帮等封建帮派的谱书,从世系角度来看确实类似家谱,所不同的是,家谱是以血缘关系为特征,而这些谱书则是以师缘关系为特征。两者虽有本质区别,但从这些群体的特殊性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认为这是家谱的一种特殊形态。可惜的是,这类谱书通常不易见着,否则,必定会给家谱研究增加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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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家谱的内容与结构

古代的家谱在选官、袭爵、婚姻、社交、财产继承、睦族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编修家谱时,都应把这些方面的内容收录进去,以传示时人和后人。从家谱产生之时起,三千多年来,由于时代的不同,家谱内容的侧重也有所不同。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证明血统,是为袭爵和财产继承服务的,关于这点,可从甲骨实物和《史记》中的有关部分得到证实。先秦时期的家谱特别重世系,家谱的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均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相应比以往有所增加。魏晋以至唐代的家谱现在已基本无存,从现存的其他一些著作所引的零星文字和后人再整理的资料来看,仍可了解到一些基本情况。魏晋至唐代家谱的内容大致包括:郡望、源流、家族世系。当然,首先书写的还是姓名,姓名包括字、号,还包括小名、异名、别名,然后记载生平,官爵(即使没有做过官,是处士也记录上谱),生卒年及特殊死亡原因(如何时、何故遇害等等),婚姻状况(妻妾姓名、排行,岳家门第,离、退婚等等),兄弟姐妹及子女的做官、婚配情况,以及著述、居住、迁徙、家族支系、坟墓等等,其中尤以地望,家世,官爵,自己及兄弟姐妹、子女的婚配等情况,记录得比较详细。

宋代以后,家谱在政治生活中不再发挥作用,家谱的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因而,家谱的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宋元时代的家谱流传极少,明代的家谱现在保存较多,分析一下,宋代以后家谱基本上去掉了关于岳家的内容,而把记录的重点移到有关祖先、世系、恩荣、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方面,尤以子嗣和与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特详,但如岳家家世显赫,也可写上。宋代以后家谱的内容通常包括:1、族姓源流,一般总要上溯到家族的始祖,大多上托帝王、名人,以表谱形式,列出家族流传世系。2、恩荣,记录本家族列祖列宗的诸如科举、仕宦以及受到政府褒奖等情况,即使没有做过官,也要写上处士,实在没有可写的,年纪活得大,则写上耆寿、寿妇等字样,努力使自己的家族门楣生光。3、对每一个入谱之人,尤其是家族的重要人物,一般都写有传记,详细记录他的名字、号谥、婚姻、生死经历、登谱之年、妻妾、节孝,其中对子嗣记录得特别认真,严格掌握入谱标准,对诸如养子、私生子、女儿、11岁以下死亡的幼殇以及人赘等情况,特别慎重,以防出现“冒宗”、“乱宗”之事,保证血统的纯净。4、祖宅是先人们居住、生活过的地方,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祖茔是列祖列宗长眠之地,尊崇祖先对于团结族人有着极大的意义,故对祠规、祠记、祠产、义庄、义田、家礼、家训及祖茔、祖屋的地形图等也记载较详。5、最后是家传,一般收录有声望的先人的墓志铭、行状、寿序、年谱、像赞等传记资料。有些家谱后面还专列著述或艺文一节,收载家族先人的著述、诗文等。

中国古代的家谱,因为时代不同,作用不同,因而,记录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大致看来,越到后期内容越多,越到后来记录越详,与之相适应的是,家谱的格式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

商周甲骨、青铜家谱仅录世系,格式上是每人一行,说明关系,较为简单。汉代的家谱格式大致有三种:一为横格表制,分代分格,按时代顺序排列,《史记》中有关各表是其代表;二是以姓名为单位,先叙得姓起源,再述世系和官位;三是一贯连写,汉代流传至今的两块碑文《孙叔敖碑》和《三老赵宽碑》是其代表。魏晋南北朝是分行写,或连行写,每代与前代空一格,这从现存北魏薛孝通贻后券、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和刘宋临澧候刘袭的墓志就可看出。不同的是后两块墓志不仅记述了自家世系,而且还详细记述了亲戚的谱录,这在后代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南北朝时期却是司空见惯的。唐朝的家谱,大多为合谱,一般是以姓为单位排列连写。宋代以后,又开始分代分格。明清时代的家谱,大多取法于宋代家谱,卷首列世系总表,以备检查,然后每人半页,依辈排列。

家谱修撰,到了明清两代,其结构已基本定型。明清两代,家谱的格式大致排列如下:
1、谱序:有自序和他序的区别,其内容为叙述修撰缘起,修谱目的,本谱的修撰历史、过程与内容大要,修谱的人员构成,修订年月,家族的渊源传承和迁徙经过,郡望,以往历次修谱情况以及对谱学理论的认识等,作用是宣扬本谱主旨,颂扬祖德,使子孙读后能敬祖向善。如果本谱是续修之作,那么,除收载新写的序外,以往历次修谱的旧序也一并收入,对于续修次数多的家谱,有时新旧序能多达数十篇。此外,为了增光族望,还会专请当代名人作序,并将以往名人为列谱所作的序也依时代先后排列收载。谱序在有些家谱中亦有别称为
“引”、“谱说”、“谱铭”、“谱券”等。
2、题辞:不是每部家谱都有,大多是前代皇帝或名人为本家族或家谱的题辞,放在显著位置,目的是以此炫耀家世。
3、凡例:也有称谱例,主要是介绍本谱的纂修原则与编写体例,收录范围,结构特点,各种著录规则,本谱中各类目的立类理由,适用范围,各种可入谱和不可入谱人物的标准,以及诸如如何避讳等行文要求,中心是强调家族血缘的重要性和谱书记述的真实性,内容较丰富,少则几条,多则几十条。
4、谱论:也称谱说、援古,主要收录前代名人学者谈论谱学的简短语录,其中尤以欧阳修、苏洵、朱熹、程颐、曾巩等宋儒语录最为普遍,也有将明清两代皇帝的谕民榜、谕民诏令载入谱中,作为另一种类型的谱论。
5、恩荣:也称告身、诏敕、赐谕、公文,集中记载历代皇帝和地方官员对本家族或某些成员的褒奖和封赠文字,包括各种敕书、诏命、御制碑文等,有的还包括皇帝或地方官员为本家族题写的各种匾额,目的是通过重君恩来彰明祖德。
6、图:明清时代家谱的卷首,多数都有图版,内容不完全相同,二般总具有祖庙、祖茔、祠堂以及牧场、水源或住宅四至图。
7、节孝:宋代以后至明清,特别重视节孝,家族中出了节妇孝子,是全家族的光荣,因此,很多家谱都在首卷立节孝一章。
8、像赞:将本家族先人中显达之人,画出其仪容,有些还写上赞语,置于卷首,以求达到光大族望,熏陶后人,使“后世子孙起敬起孝,且可惜为感奋”的目的;有些还刊载一些先人遗墨。
9、考:有疑则考。一个家族,存在几百年、千余年,自然有些事情不太清楚,可修谱时又必须写上;因此,只得进行考索。通常需要进行考证的,大抵有如下内容:姓氏来源、得姓始末。始祖、始迁祖、支派、迁徙经过和原因、如今分布、某些世系、仕籍、先人科名以及祠庙、祖茔等,尤其是本支的迁徙、定居历史和各支外迁史比较重要,其中以先世考最为重要,也最为常见,也有的家谱将这些内容称之为谱镜、谱撮。
10、宗规家训:可单称为族规、族约、祠规、祠约、家规、家约、家戒、家法、家议、家典、家范:家训、家箴、规约、诫谕、宗禁、祖训、规条,是各家族自己制定的约束和教化家族成员的家族法规,内容广泛,基本上为修身、齐家、忠君、敬祖、互助、守法等方面。其中一部分为规约,族人必须遵守,如有违犯,则以家法制裁。另一些为训语,主要为劝戒的内容,教人做人行世的道理,这部分通常称为家教。还有一部分为庙规,也称家礼,为家族祭祀礼仪,如祖庙祠堂组成,祭祀规矩、程序,婚丧仪式等等。这部分内容是封建伦理道德在家谱中的集中体现。
11、祠堂、祠产、坊墓:记录家族祠堂的历史与现状、规制、神位、世次、祠联、祠匾、配享、崇祀、管理,以及祠产、义庄、义田、祭田的管理和牌坊、祖茔及各房墓地的分布与坐向等。
12、派语,也称字辈,为记载族人的排行字语。封建时代,家族排行都是有一定寓意的,大多是由皇帝、名人、祖先确定,子孙后代一代一字作为排序。如孔子后代排行字语为: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就是明清两代皇帝赐予的,孟、曾、颜三家亦一体遵行。字辈原为汉人专利,清代以后也曾为满族人采用,如清代皇室起名原无字辈,康熙朝始确定字辈,皇子名首字用“胤”,皇孙名首字用“弘”,二字用
“日”旁,乾隆、道光、咸丰三朝,又分别增加四字,形成“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岂(加门旁〕、增、祺”14代字辈。
13、世系:也称世表、世系表、世系图、根图,是以图表形式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通常是五代为一表。
14、世系录:也有家谱称世序、世系考、传实、行实、世录,是对世系表的解释,即记录一个人生、老、病、死、葬的简历,内容包括父名、排行、名、字、号、生卒年月日时、享年、官职、功名、德行、葬地、葬向、妻妾的生卒年月日时、封诏、岳家、子女、女嫁之人,有无富贵外孙等,特别重生死、血统。
15、传记:与世系录有点相似,不同的是世系录是本家族每个男性成员均有,而传记类则是家族中有功名贤能、特殊事迹、丰功传业、名可行世之人方可入传。形式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和年谱等多种。传记又可分为内传、外传两种,内传为有懿行的女子传记,外传为男子传记,可由后人写,也可请当代名人写。也有的按德行、孝友、烈女、仕宦等分类排列。
16、仕宦录:也称荐辟系、科第录,用以记载族中历代及第人仕族人的名单、履历、科名、政绩、功勋、著作等。
17、志:家谱中另一种比较重要的内容,大多为家族中专门资料的汇集,如科名、节孝、仕宦、宗行、宗寿、宗才、封赠、族内学校、、学产、历代祖屋、祖茔、祖产分布等等。这是明清家谱取法于史书中的“志”,即专门史而成。
18、杂记:其他类不收或遗漏的均在此处叙述,大多为本家族的一些专门资料,如男女高年、争讼。田产、茔地的契约、合约、合同、诉讼文书等,范围很广、很杂。
19、文献:也称著述、艺文、文苑,收载的均为本家族先人的著述,其中包括各种家规、家训、家范、墓志、行状、诗、文、帖、简、奏疏等。有的全收,有的仅开列目录。
20、修谱姓氏:一般包括两项内容,一为领衔、编纂人姓名,一为捐献经费人姓名,均列在谱未。
21、五服图:五服是封建家族法规的重要依据,很多家谱后附五服图,目的是为了令族人重视和了解,不得混乱。
22、余庆录:家谱修成,末尾照例留几页空白纸,上书“余庆录”,意为子孙绵延,留有余庆。
23、领谱字号:为了防止家谱外传,一般在家谱后都有顺序号,或用一段特殊文字,如撷取《千字文》中的一段等,然后登记注册,某人领某号,定期抽查。

此外,在有些家谱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内容,如某些家谱专设义谱一类,收载族内各支所收异姓养子、义子的世系,有些家谱中收录有家族中重要人物的年谱资料等。还有些家谱则在谱末专辟“修谱志”、“附记”等篇章,专门记述本次修谱的经历和遇到的问题等。也有的家谱会注明修谱时的收支账目。近代一些家谱后面,有的还附有一些统计图表,如人口等。

以上所说的家谱的各种格式,并不是每部家谱都完全具备的,由于时代、地区、家族的差异,所修成家谱的详略程度不会完全一样,其余诸如格式分合、排列次序也不会都完全一致,但总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次序排列的。    
李家大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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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字辈与堂号
字辈与堂号,是家谱中比较受人关注的两个内容。相对而言,字辈更多地受到族人内部关注,特别是在修谱时,入谱人名大多都要按字辈排列。而堂号则除了受到族人的关注之外,还受到外人,尤其是家谱整理和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外人研究或著录该家族历史与现状的一个重要内容。
字辈,也称行辈、行第、班辈、字派、班派、派语等。家族中同辈人为了体现宗族关系,通常在起名时需找一个共同用字,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字辈的形成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此处的尊卑并不是指政治地位上的尊卑,而是指家族内部辈分的高下。字辈的使用,对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像孔门这样绵延数十代,繁衍达数十万的持久型家族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字辈的这种能够分尊卑、别长幼的功能,也就为其他一些需要分尊卑、别长幼的群体所借鉴,如宗教教派、社会帮派、武林门派等。这样一来,字辈这种原来纯粹为家族内部使用的文字形态也就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

字辈的产生,有人说起源于汉代。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汉代,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了一些在名字用字上反映同辈关系的萌芽或苗头,如选共同用字或在偏旁部首上体现出来。然而,这只能是萌芽,它离真正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共同字来区别辈分,进而预先选取一定数量,且有一定意义的
“吉字”作为一种规定性、后代子孙取名时必须遵守的字辈,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说,汉魏时期以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时人取名多为单字,字辈的区分更难明确。更有甚者,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几代名中均有“之”字,字辈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从根本上违反了后世字辈的要求。所以说,这一时期,即使有字辈的痕迹,也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萌芽阶段。

隋唐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家谱资料基本上没有留传下来,因此,无法对此做出准确判断。不过,从一些现象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某些家族开始出现了同辈在取名时使用共同用字的现象,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其堂兄弟中著名者有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颜曜卿、颜春卿等,大家都用一个“卿”字。颜真卿的两个儿子颜、颜硕都有“页”
字偏旁,似乎也合字辈要求,但其曾孙名弘式,与颜杲卿曾孙名从览之间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这个“卿”字,到底是如何确定下来的,确定时对于不同辈分的用字是否都已确定,同时确定了多少代,这些都无法考定。不过,颜氏家族在某些代有字辈的规定,则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字辈要求不如后代规范罢了。颜氏如此,其他家族也必有使用字辈的。

堂号,实际上是祠堂名号,是一个姓氏或家族的标志和代表,标志着血缘、历史和荣誉。堂号出现最多的是在祠堂,通常还伴有堂联。此外,也还出现在家谱、神主或墓碑之上。

家族祠堂使用堂号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堂号的来源,还是能够依稀辨别出,大致可以上溯到上古的氏族公社时期,每一个氏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近一点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的文人以堂命名的室名、书斋名和对郡望的推崇。从现有文献看,唐代文人为抒发情怀、展示情趣而喜欢选取若干文字,加上堂字,以作为室名或斋名。这在中唐以后,成为一时风尚,其中著名的有杜牧的“碧澜堂”、元载的“元晖堂”、裴度的“绿野堂”等。宋代更是普遍,据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记载,宋人使用堂字的室名就有数百个,这其中,有不少就直接被后世作为家族堂号使用,如尤袤“遂初堂”等。在唐代,文人好标郡望,成为一时时尚。郡望也称地望、族望,以致有“爵位不如族望”的说法。曾有位名叫李稹的,官至怀州刺史,在给人写信时,也只称陇西李稹而不称官衔。更有甚者,韩愈的家乡据今人考证为河阳(今河南孟县),但仍自称昌黎,因为这是郡望。郡望也是后世各宗族所标堂号的主要来源。

堂号中所使用的郡望,实际上是郡名或郡号、如果严格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郡号除了有相当部分是郡名之外,其中亦搀杂有诸如诸侯国名以及府、州、县名。郡是秦、汉时期行政建制。古人郡望意识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因素有关。郡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发祥之郡,一为望出之郡。早在汉代,实行郡国察举,曹魏之后,通行九品中正制,晋代的郡公郡伯制,都以郡中豪门大姓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传袭日久,势必族大势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些地区成了某些姓氏或家族的发祥地。古人好古,沿用旧名,即郡名,这就是发祥之郡的郡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姓氏或家族从发祥地迁至他郡,历经传衍,又成为该郡的望族巨室,这些郡于是就成了该姓氏或家族的望出之郡。当然,也有后人不明,误将发祥地混同望出地。发祥之郡与望出之郡,合称为郡望。

郡望的普遍流行,是在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令胡人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与此相对应,留居北方的一些中原士族,大多撰修家谱,标明郡号,以有别于异族而自高身份。到了北齐时期,凡是自认为家族高贵,或为当地人推许的各类家族,也都自标郡望,目的是“望以别族”,以郡望来区别他族。到了隋唐,此风一发而不可止。隋唐之后,人口繁衍加快,年久族盛人多,因故迁徒流离,为不忘本源,永记世系,那些自认为名门望族之后的后人们大多都在姓氏之前冠以郡望。如题于祠堂之上,则就成了堂号。

堂号的命名大致有两大类型:一为有明显的姓氏特征,另一为没有明显的姓氏特征,两者之中,以有姓氏特征者为最多。在有姓氏特征的堂号中,使用郡望是最普遍的。而郡望堂号又分为使用发祥之郡的郡名和使用望出之郡的郡名两种,有时这二者不太好区分,但对于一些较为明显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如李氏“陇西堂”、王氏“太原堂”,杨氏“弘农堂”、徐氏“东海堂”、刘氏“彭城堂”、萧氏“兰陵堂”、何氏“庐江堂”、姜氏“天水堂”、戈氏“临海堂”、陶氏“济阳堂”、伏氏
“济南堂”、柳氏“河东堂”、赵氏“天水堂”、黄氏“江夏堂”、周氏“汝南堂”等,都是使用发祥之郡的郡名,而黄氏“上谷堂”、王氏“山阳堂”、刘氏“弘农堂”、周氏“河南堂”、赵氏“金城堂”、徐氏“高平堂”等,虽也是郡名,但都是望出之郡,就连知名度最高的王氏“琅琊堂”,也是望出之郡。有时一个姓氏并不止一个发祥之地,如伏氏还有“太原堂”,萧氏亦有“广陵堂”,徐氏的望出地堂号就有“东莞堂”、“高平堂”、琅琊堂”、“濮阳堂”等等,其他一些大姓,如王、刘、黄、周等则更多。

除了郡望之外,拥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还表现为根据先人的德望、操行、功业、科第、字号、著述、封溢、居住地、室名、书斋名、以及嘉言懿行和传说命名,以示家世显赫,或藉以弘扬祖德,启裕后人。如陶氏“五柳堂”,取自陶渊明“五柳居士”;郭氏“汾阳堂”,取自唐代郭子仪封为“汾阳郡王”;包氏
“孝肃堂”,取自宋代包拯溢号“孝肃”;左氏“三都堂”,取自晋代左思名文《三都赋》;周氏“爱莲堂”,取自宋代周敦颐名文《爱莲说》;曾氏“三省堂”,取自曾子“三省吾身”之说;杨氏“四知堂”,取自东汉杨震拒贿名言“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张氏“百忍堂”,取自汉代张艺九代同堂、和睦相处的秘方为100个“忍”字;杜氏“少陵堂”,取自杜甫字少陵;吴氏
“至德堂”,取自吴氏祖先吴泰伯、吴季礼贤而让王位的高尚品德事;谢氏“宝树堂”,取自唐人王勃《膝王阁序》中赞美东晋谢家之语;文氏“正气堂”,取自宋人文天祥千古名诗《正气歌》;刘氏“天禄堂”,取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于天禄阁;谢氏“东山堂”;取自东晋谢安隐居东山;裴氏“绿野堂”,取自唐代裴度别墅中的室名;季氏“一诺堂”,取自楚汉时季布一诺;江氏“彩笔堂”,取自梁朝江淹故事;徐氏“五桂堂”,取自宋代徐济生五子俱登进士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类堂号,在家族各支派中重复率比较高,对于这类堂号,需要注意的是难免有对先人粉饰美化。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处。

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则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现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如敦本堂、敦伦堂、敦礼堂、崇仁堂、忠厚堂、秉德堂、报本堂、福聚堂、克慎堂、世德堂、忠孝堂等。这一类堂号在不同家族中重复率很高。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所附“堂号索引”可以看到,“敦本堂”有六十多个姓氏使用,
“敦睦堂”、“录思堂”有四十多个姓氏使用,“敦伦堂”、“世德堂”、“崇本堂”等有三十多个姓氏使用。

这些不同姓氏的堂号重复大多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或是说是在没有默契的情况下的自己选择。但也有例外,如在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龚、汪六个姓氏有时会共同使用“六桂堂”这个堂号,原因是这六个姓氏的祖源都是北宋初的翁姓,实际上还是一个家族。可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堂号作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不仅是一个姓氏、一个家族及其支派的代称,同时,由于其历史很久,流传甚广,寓意深刻而丰富,也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姓氏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它还是当今对家谱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和读者检索家谱的一个重要著录款目与检索途径,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将相本无种,风水轮流转。

第四章  字辈与堂号
字辈与堂号,是家谱中比较受人关注的两个内容。相对而言,字辈更多地受到族人内部关注,特别是在修谱时,入谱人名大多都要按字辈排列。而堂号则除了受到族人的关注之外,还受到外人,尤其是家谱整理和研究者的重视,成为外人研究或著录该家族历史与现状的一个重要内容。

字辈,也称行辈、行第、班辈、字派、班派、派语等。家族中同辈人为了体现宗族关系,通常在起名时需找一个共同用字,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字辈的形成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此处的尊卑并不是指政治地位上的尊卑,而是指家族内部辈分的高下。字辈的使用,对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像孔门这样绵延数十代,繁衍达数十万的持久型家族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字辈的这种能够分尊卑、别长幼的功能,也就为其他一些需要分尊卑、别长幼的群体所借鉴,如宗教教派、社会帮派、武林门派等。这样一来,字辈这种原来纯粹为家族内部使用的文字形态也就有了更大的适用范围。

字辈的产生,有人说起源于汉代。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汉代,甚至在先秦时期,即已出现了一些在名字用字上反映同辈关系的萌芽或苗头,如选共同用字或在偏旁部首上体现出来。然而,这只能是萌芽,它离真正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共同字来区别辈分,进而预先选取一定数量,且有一定意义的
“吉字”作为一种规定性、后代子孙取名时必须遵守的字辈,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说,汉魏时期以至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时人取名多为单字,字辈的区分更难明确。更有甚者,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父子几代名中均有“之”字,字辈不仅无从谈起,而且还从根本上违反了后世字辈的要求。所以说,这一时期,即使有字辈的痕迹,也是处于一种自发的萌芽阶段。

隋唐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家谱资料基本上没有留传下来,因此,无法对此做出准确判断。不过,从一些现象中,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这一时期,某些家族开始出现了同辈在取名时使用共同用字的现象,如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其堂兄弟中著名者有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杲卿和颜曜卿、颜春卿等,大家都用一个“卿”字。颜真卿的两个儿子颜、颜硕都有“页”
字偏旁,似乎也合字辈要求,但其曾孙名弘式,与颜杲卿曾孙名从览之间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但这个“卿”字,到底是如何确定下来的,确定时对于不同辈分的用字是否都已确定,同时确定了多少代,这些都无法考定。不过,颜氏家族在某些代有字辈的规定,则是确定无疑的,只不过字辈要求不如后代规范罢了。颜氏如此,其他家族也必有使用字辈的。

堂号,实际上是祠堂名号,是一个姓氏或家族的标志和代表,标志着血缘、历史和荣誉。堂号出现最多的是在祠堂,通常还伴有堂联。此外,也还出现在家谱、神主或墓碑之上。

家族祠堂使用堂号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堂号的来源,还是能够依稀辨别出,大致可以上溯到上古的氏族公社时期,每一个氏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近一点也可追溯到隋唐时期的文人以堂命名的室名、书斋名和对郡望的推崇。从现有文献看,唐代文人为抒发情怀、展示情趣而喜欢选取若干文字,加上堂字,以作为室名或斋名。这在中唐以后,成为一时风尚,其中著名的有杜牧的“碧澜堂”、元载的“元晖堂”、裴度的“绿野堂”等。宋代更是普遍,据陈乃乾《室名别号索引》记载,宋人使用堂字的室名就有数百个,这其中,有不少就直接被后世作为家族堂号使用,如尤袤“遂初堂”等。在唐代,文人好标郡望,成为一时时尚。郡望也称地望、族望,以致有“爵位不如族望”的说法。曾有位名叫李稹的,官至怀州刺史,在给人写信时,也只称陇西李稹而不称官衔。更有甚者,韩愈的家乡据今人考证为河阳(今河南孟县),但仍自称昌黎,因为这是郡望。郡望也是后世各宗族所标堂号的主要来源。

堂号中所使用的郡望,实际上是郡名或郡号、如果严格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些郡号除了有相当部分是郡名之外,其中亦搀杂有诸如诸侯国名以及府、州、县名。郡是秦、汉时期行政建制。古人郡望意识的高涨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因素有关。郡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发祥之郡,一为望出之郡。早在汉代,实行郡国察举,曹魏之后,通行九品中正制,晋代的郡公郡伯制,都以郡中豪门大姓作为选官用人的标准。传袭日久,势必族大势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些地区成了某些姓氏或家族的发祥地。古人好古,沿用旧名,即郡名,这就是发祥之郡的郡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姓氏或家族从发祥地迁至他郡,历经传衍,又成为该郡的望族巨室,这些郡于是就成了该姓氏或家族的望出之郡。当然,也有后人不明,误将发祥地混同望出地。发祥之郡与望出之郡,合称为郡望。

郡望的普遍流行,是在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令胡人改姓汉姓,鼓励胡、汉通婚。与此相对应,留居北方的一些中原士族,大多撰修家谱,标明郡号,以有别于异族而自高身份。到了北齐时期,凡是自认为家族高贵,或为当地人推许的各类家族,也都自标郡望,目的是“望以别族”,以郡望来区别他族。到了隋唐,此风一发而不可止。隋唐之后,人口繁衍加快,年久族盛人多,因故迁徒流离,为不忘本源,永记世系,那些自认为名门望族之后的后人们大多都在姓氏之前冠以郡望。如题于祠堂之上,则就成了堂号。

堂号的命名大致有两大类型:一为有明显的姓氏特征,另一为没有明显的姓氏特征,两者之中,以有姓氏特征者为最多。在有姓氏特征的堂号中,使用郡望是最普遍的。而郡望堂号又分为使用发祥之郡的郡名和使用望出之郡的郡名两种,有时这二者不太好区分,但对于一些较为明显的,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如李氏“陇西堂”、王氏“太原堂”,杨氏“弘农堂”、徐氏“东海堂”、刘氏“彭城堂”、萧氏“兰陵堂”、何氏“庐江堂”、姜氏“天水堂”、戈氏“临海堂”、陶氏“济阳堂”、伏氏
“济南堂”、柳氏“河东堂”、赵氏“天水堂”、黄氏“江夏堂”、周氏“汝南堂”等,都是使用发祥之郡的郡名,而黄氏“上谷堂”、王氏“山阳堂”、刘氏“弘农堂”、周氏“河南堂”、赵氏“金城堂”、徐氏“高平堂”等,虽也是郡名,但都是望出之郡,就连知名度最高的王氏“琅琊堂”,也是望出之郡。有时一个姓氏并不止一个发祥之地,如伏氏还有“太原堂”,萧氏亦有“广陵堂”,徐氏的望出地堂号就有“东莞堂”、“高平堂”、琅琊堂”、“濮阳堂”等等,其他一些大姓,如王、刘、黄、周等则更多。

除了郡望之外,拥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还表现为根据先人的德望、操行、功业、科第、字号、著述、封溢、居住地、室名、书斋名、以及嘉言懿行和传说命名,以示家世显赫,或藉以弘扬祖德,启裕后人。如陶氏“五柳堂”,取自陶渊明“五柳居士”;郭氏“汾阳堂”,取自唐代郭子仪封为“汾阳郡王”;包氏
“孝肃堂”,取自宋代包拯溢号“孝肃”;左氏“三都堂”,取自晋代左思名文《三都赋》;周氏“爱莲堂”,取自宋代周敦颐名文《爱莲说》;曾氏“三省堂”,取自曾子“三省吾身”之说;杨氏“四知堂”,取自东汉杨震拒贿名言“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张氏“百忍堂”,取自汉代张艺九代同堂、和睦相处的秘方为100个“忍”字;杜氏“少陵堂”,取自杜甫字少陵;吴氏
“至德堂”,取自吴氏祖先吴泰伯、吴季礼贤而让王位的高尚品德事;谢氏“宝树堂”,取自唐人王勃《膝王阁序》中赞美东晋谢家之语;文氏“正气堂”,取自宋人文天祥千古名诗《正气歌》;刘氏“天禄堂”,取自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于天禄阁;谢氏“东山堂”;取自东晋谢安隐居东山;裴氏“绿野堂”,取自唐代裴度别墅中的室名;季氏“一诺堂”,取自楚汉时季布一诺;江氏“彩笔堂”,取自梁朝江淹故事;徐氏“五桂堂”,取自宋代徐济生五子俱登进士故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类堂号,在家族各支派中重复率比较高,对于这类堂号,需要注意的是难免有对先人粉饰美化。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处。

没有明显姓氏特征的堂号则主要取材于吉利、祥瑞之语和前人佳句,也有的取义于体现封建伦理纲常、训勉后人积极向上的词语,如敦本堂、敦伦堂、敦礼堂、崇仁堂、忠厚堂、秉德堂、报本堂、福聚堂、克慎堂、世德堂、忠孝堂等。这一类堂号在不同家族中重复率很高。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所附“堂号索引”可以看到,“敦本堂”有六十多个姓氏使用,
“敦睦堂”、“录思堂”有四十多个姓氏使用,“敦伦堂”、“世德堂”、“崇本堂”等有三十多个姓氏使用。

这些不同姓氏的堂号重复大多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或是说是在没有默契的情况下的自己选择。但也有例外,如在南方闽粤一带的洪、江、翁、方、龚、汪六个姓氏有时会共同使用“六桂堂”这个堂号,原因是这六个姓氏的祖源都是北宋初的翁姓,实际上还是一个家族。可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堂号作为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一种特殊产物,不仅是一个姓氏、一个家族及其支派的代称,同时,由于其历史很久,流传甚广,寓意深刻而丰富,也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姓氏学、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的重要资料。除此之外,它还是当今对家谱文献进行数字化整理和读者检索家谱的一个重要著录款目与检索途径,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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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规、家训

宗规、家训,是家族自己制定,要求所有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通常是由父祖长辈、族内尊长为后代子孙和族众规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生的原则、规范、训语和禁戒。它是建立在传统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之上,借助尊长权威,加之于子孙族众之上的各类约束,有些甚至还带有法律效力,其目的是为了使子孙后代永远存续家族、光大族望,不致因行为失当而败坏家业,灭宗绝祀。
宗规、家训的内容很广泛,来源也不一致,因而,名称很多,仅落实到家谱之中,名称大致就有家训、家诫、家教、家范、家规、家法、家仪、家约、家矩、家则、家要、家箴、家语、家言、家书、家政、家制、家订、家鉴、宗范、族范、世范、宗规、族规、宗训、宗约、族约、宗式、宗仪、宗誓、宗典、宗教、宗政、庭训、庭语、祠规、规条、条规、祖训、训言、条约、公约、墓规等数十种。

宗规、家训的最早出现,并不是在家谱之中,而是以独立的形式单本行世。宗规、家训基本上是伴随着封建宗族制度的发展而形成和完善的。总体来说,训语、禁戒等内容出现较早,宋代以前基本成熟,而家族规范、行事原则等内容,则是在明清时期,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完善而逐步定型的。这也就是说,家训早于宗规,同时,也多于宗规。

早期的家训,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即被后人记载下来的非文献的训诫活动和文献形式的训诫文书。训诫活动的记录要早于训诫文书。被记录的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训诫活动,当推《吕氏春秋。序意》中记载的黄帝“诲颛顼”文。先秦两汉文献中,诸如这种训诫活动的记载是很多的,其中周文王的“诏太子发”、周公对儿子伯禽赴封国前的训诫、楚相孙叙敖的
“将死戒其子”孔子对儿子孔鲤的庭训、鲁国贤母敬姜对儿子的训诫、孟母的断机和三迁择邻等,都是非常著名的训诫活动。汉代以后,文献形式的训诫文书开始出现。早期大多是以书信的形式出现的,然后逐渐出现遗书、遗言的形式,最后出现正式以家诫、家范、家训命名的训诫文书。其中著名的有汉高祖刘邦的《手敕太子》,刘向的《戒子歆书》,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曹操的《戒子植》、《诸儿令》、《遗令》,嵇康的《家诫》,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羊祜的《诫子书》,徐勉的《诫子崧书》等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南北朝人隋之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共分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劝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20篇,系统论述了他在立身处世、治家教子、养生娱乐等方面的心得,以及在考据、声韵、词章、义理等读书治学方面的经验与体会。《颜氏家训》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家训类文献的定型与规范,它的形式和内容,一直影响着后世的家训文献。《颜氏家训》之后,有关家训、家法类文献不断出现,历代著名文人大多都有自己对子侄家人的训诫文字,但基本上是单独行世。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大约到了元代,家谱的体例与收录范围发生变化,这种家训类文献方才被收进新修的家谱之中,成为新修家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宗规,可以说是家训的扩大化,即由对一个家庭子侄的训诫扩大到整个家族之中,同时,还增加了许多需要共同遵守和强迫执行的规定性内容。宗规的出现,大概不会晚于东汉未年。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东汉末田畴率族人聚居,“为约束相杀伤、犯盗、争讼”而立法多达二十余条,“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其后,这种宗规大多在大家族中能够看到,如清道光本《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首就记载唐末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
33条。陈氏家族当时是七世同居,内外二百余口,被朝廷施表为义门。宋代的赵鼎家族、陆九韶家族、浙江绍兴金氏家族,元代著名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均是数代共居,也都有本家族的宗规家法。明代以后,普通家族也开始制定自己家族的宗规,并普遍地与家训合并,刊人家谱之中。在明清两代的家谱中,随着封建宗法制度的加强,宗规、家训的形式已基本定型,内容也十分完善,除了包括前代所有的内容之外,很多家谱还增加了遵圣谕、圣训等内容,宗规、家训在当时家谱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宗规、家训在家谱中并不仅仅是以一种形式出现的,有些是单独出现,但也有很多是分别出现,并冠有不同的名称。如《洪氏宗谱》中有“祖训”6条,“续训”11条;《姜氏支谱》中有
“家训”19则,“家戒”3则,“家规”18则;《辋川里姚氏宗谱》有“宗规”8条,“家训”5篇;《龙河李氏宗谱》中有“家规”8
则,“计开条规”14条。最多的当属《皖桐香山戴氏宗谱》,共有“家训”5条,“家规”8条,“家戒”25条,“计开条规”12条,共计4种。宗规、家训除单独成篇之外,有关内容还会在谱序和凡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或家族的扩大,旧的宗规、家训已不敷用,或有些内容陈旧落后,与朝廷法律发生冲突,需要修改或增补,而原有的宗规、家训又是出于祖宗之手,有些条款还具有一定价值,因此,两者同时保存,如《洪氏宗谱》中的“祖训”与“续训”。也有的是因为一部分内容是综合性的,原则上统一要求族人各方面,但对一些具体问题,只能再制定专门的规定,如义庄管理、祠堂条规、祭祀礼仪等。还有的是变更了形式或体裁,使之方便阅读与记诵。    
李家大塘
离线李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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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家谱的价值与利用中华民族有家谱的历史已经三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家谱,这些家谱,在他们的时代,在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从商周到汉代,家谱的主要作用是祭祀祖先、证明血统、辨别世系,同时,又是权力和财产继承的依据。进入魏晋南北朝的门阀社会后,家谱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家谱的主要作用是证明门第,做官以至婚姻嫁娶及社会交往都是以家谱为依据,家谱已由家族文献转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隋唐两代,取士多由科举,家谱在选官方面的政治作用削弱,但在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增大。宋代以后,取士、婚嫁不看重门第,各社会阶层的成员升降变迁也很频繁,家谱的政治作用基本消失,编修家谱成为家族内部的事情,家谱的作用也随之发生变化。宋元明清几代家谱的纂修主要是为记录家族历史,纯洁家族血统,尊祖、敬宗、睦族,团结、约束家族成员,教育后代,提高本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家谱的教育功能增强,家谱中大量出现家族祖先的善举恩荣和各种家训、家箴,对于传播封建伦理、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因而,家谱的纂修无论是唐代以前还是宋代以后,往往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此外,明清两代科举取士,各地中举名额都有一定数额,一些考生往往冒移籍贯,避多就少,迁往文化相对不发达地区,以期容易考上,就如同当今高考前变更籍贯一般,为此,经常引起诉讼,家谱此时又将发挥证明作用。清代旗人袭爵、出仕,需要出示家谱以为凭据,这也可以看做是家谱的政治作用的一点绪余吧。

当今时代,家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仍有重要作用。它的价值大致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对于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当权威的资料价值。我们知道,查考古代人物,主要是通过正史中的传记,古代的文集、笔记和方志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这些资料中就很难找到,如果有,也只是寥寥数语,即使是一些著名人物,有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家谱就不同了,家谱的特点是记录家族人物,在世系录中于每人之下均注明属于何支、何房及名、字、号、行第、生卒年月日时、享年、妻室、子女、墓地,尤其对功名、官阶等记载较详,艺文中还收录了有关行状、传记、墓志等资料,重要人物还专门写有传记。这些资料,其中虽然会有溢美之词,但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通过家谱,我们不仅可以知道我们所要了解的人物本身的情况,还可以了解他们的世系,即祖先情况和子女情况。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目光逐步投射到家谱,利用家谱资料,纠正了过去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点。如有人利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后迁居沈阳,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河北丰润,曹雪芹的先人原为明朝军官,在战争中投降了满人,开始隶属于汉军旗,后改归满洲正白旗。家谱资料的使用,使得红学研究中几大疑问之一的曹雪芹的祖籍和旗籍问题得以解决。又有人通过泉州《林李宗谱》,考证出明代思想家李贽原姓林,名载贽,他父亲、祖父都信奉伊斯兰教,其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统。近年于江苏苏州发现的《甲山北湾孙氏宗谱》,对于进一步弄清孙子身世、姓名及与孙膑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过去通常认为,孙子名武,字长卿,田完八世孙。可谱载孙子名开,字子疆,田完六世孙,谱中还载孙膑为孙子曾孙,其世系为开(孙子)生明,明生“迁干”(一字),
“迁干”(一字)生膑,与传统史学界所说孙膑为孙子之孙并不相符。虽然孙子与孙膑的活动时代相距一百四十余年,以往也有学者怀疑三代中似有缺代,但苦无证据,此宗谱的发现,使这些疑问迎刃而解。此外,近年来,如《洪氏宗谱》、《辛氏宗谱》、《紫阳朱氏建安谱》、《岳氏宗谱》、《杨家宗谱》、《宋氏宗谱》、《富田文氏族谱》、《赵氏家谱》、《润州包氏家谱》等家谱的陆续发现,给我们了解和研究洪秀全、辛弃疾、朱熹、岳飞、杨家将、宋应星、文天祥、赵匡胤、包拯等历史人物的早期生活以及他们后人的事迹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第二,对于人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家谱中的世系,是家谱中最基本的部分,对于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详细记载,比官方记录要详细而可靠得多。通过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本家族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的增减速度和原因、人口的社会构成、职业、文化状况、婚姻状况、寿命等等。比如从清代玉碟中,我们可以统计出这么一个数字,清朝的历代皇帝一共生了103个皇子(不包括皇帝),82个皇女,他们的平均寿命,皇子为32岁,皇女为26岁,大量死于5
岁之前。如康熙皇帝共有35个皇子20个皇女,5岁前死亡的皇子12人、皇女10人;活到18岁以上的皇子只有20人。皇女8人;这些皇子、皇女,又大部分死于40岁左右的中年。皇家的卫生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比民间优越得多,可还有这么高的死亡率,尤其皇族女子死亡率比男子高,平均寿命比男子短,这种现象很值得研究。另外,有学者在对上海的曹氏和江阴的范氏两个家族的家谱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一系列与我们传统看法不完全一致的结论①。比如,在18世纪,曹氏和范氏家族的有子男子的平均生子数仅为1.59和2.07,当然,得出这个数字是与家谱中幼殇和女儿不入谱有很大关系,但这个数字仍然比我们感觉中的数字要小;又比如,两个家族的男女初婚年龄分别为20岁和18岁,也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小;再比如,这两个家族中成员的家庭多以核心家族为主,这也与我们传统观念中中国古代多以大家庭为主不符,但这都是事实,是家谱的记载。有关这类资料,除了家谱,是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得的。
第三,为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宗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谱中对于封建宗族制度的介绍和体现是非常全面的。家谱中记载了有关宗族的构成,祠堂的组织、规模、结构、职能、管理范围与官府的关系等,祠产的类型、数量、形成、经营方式和收入用途,族学的规模、收录学生的范围、资金来源、维持方式、奖励内容等。家谱中的族约、宗规、家训、家箴,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约束族人的思想观念。祠规、家礼规定了各种祭祀、婚丧礼仪和行为规范,包括不准从事的职业,立、继嗣的程序以及违背之后的惩罚措施等。封建的神权、族权和夫权在家谱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这些资料,在其他类型文献中是很难如此集中地出现的。
第四,为移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人口的流动是很频繁的,而任何一部家谱都要记录族源和迁徙情况,本家族的始迁祖由何处而来,迁居原因,经何处而定居此地等等,都须一一交待清楚。此外,家族定居后又有哪个支房迁出,迁移的原因、数量、迁居何处、移民生活、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关系、迁居与本房的关系等,都有记载。如果较大规模地对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一些自然科学家从遗传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历代姓氏分布史的结论是大致吻合的。另外,通过对一些民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比如,在对浙江的舍族家谱进行考察后,可以了解到如今居住在浙江的畲族同胞都是明初以后方才迁移来的,明初以前浙江无畲族。此外,如果我们相对集中地对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家谱中的移民资料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山西省洪洞县在明朝初年的大规模移民中的重要性。元朝末年:群雄并起,从以韩山童、刘福通为首的白莲教徒在颍州起义至明初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收复中原,将元顺帝逐出漠北,一共有十多年时间,战乱导致中原、华北、华东北部一带十室九空、万户萧疏,人口急剧下降。而在民间传说中,却将河南一带赤地千里无人烟的责任怪在朱元璋大将胡大海头上。传说胡大海身高魁梧,面相丑陋,年轻时曾在河南林县一带行乞,当地人看见一个壮汉不去干活谋生,却讨吃要饭,大多不给,更有甚者,还有人加以辱骂,胡大海难以忍受,暗暗发誓,日后得意了一定要雪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奔朱元璋,作战英勇,积功做了大将军。朱元璋即帝位后,封赏众将士,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求允许他去河南报仇,朱元璋思虑再三、只同意他在河南报一箭之地的仇。于是,胡大海带上家丁、士兵来到河南,恰逢天上一行大雁飞来,胡大海一箭射中最后一只大雁的尾部,大雁带箭而飞,胡大海就大开杀戒,那只受伤大雁一直飞过河南,飞到山东,胡大海也就将河南、山东一带烧杀一空,他自己也在混战中死去。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租赋,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好从外地移民进来。元朝末年,中原残破,而山西,尤其是晋南一带,由于是元将扩廓贴木儿(汉名王保保)镇守,此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加上山西地形特点,保住了山西没遭兵灾,再加上那些年山西风调雨顺,自然人丁兴旺,周边的百姓也纷纷跑向那里。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权后,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发展生产,当然要向地广人稀的中原各地移民。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共经历了四十多年时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内蒙、宁夏等地,后来又有转迁至东北、云南、四川、贵州、新疆等地区的。移居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虽然外迁有许多优惠政策,如几年不纳粮之类,大家也不愿走。于是,就又有了这样的传说,说是大家都不愿迁移,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须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至了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这时,官府则调集大批官兵;将来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念,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代代相传,也就有了许多诸如“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坡,洪洞县里老鸹窝”之类歌谣,这些移民们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作为老家,写进家谱。辛亥革命时期,山西巡抚陆钟琦被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攻山西革命军,卢军一路烧杀抢掠,进入洪洞后,仍有“半天不点名”的命令,鼓励部下抢掠,可军中士兵大多为山东、河南人,来到大槐树下,纷纷跪拜,认为是回到老家了,不仅没抢,还将在别县抢得之物供于大槐树下。从此大槐树名气更大,时人建立牌坊,牌坊上大书“荫庇群生”,就是纪念此事。建国后,政府多次拨专款,增建建筑,辟为公园,如今的每年4月1日-10日,洪洞县都要举办“寻根祭祖节”,来此参加祭典和观光的海内外华人多达十几万。
由于强迫移民中的大多数人是被反绑着,路远时间长,渐渐形成习惯,至今人们仍有将具有背着手走路特征的人称为洪洞县人后裔的说法。捆着走路,大小便时便要报告,请求解开,次数多了,解手也就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至今仍在使用。
第五,是联系团结海外华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寻根”热潮。70年代中后期,美籍黑人亚力克斯。哈利通过实地寻访和查阅家谱档案,创作了世界名著《根》,进一步掀起了世界性的“寻根热”。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祖敬宗、追本溯源的文化传统。目前,据统计,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已超过5500万,分布在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尽管有相当部分已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民族与文化认同并没有改变。在世界近万个华人社团中,以宗亲会、同乡会为代表的亲缘性社团占了很大比例,并且在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在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中,回大陆寻根的浪潮日益高涨,他们的祖先,当年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可他们的根还在祖国大陆,他们想了解祖先的情况,一有机会他们就返乡认宗。1988年,当时的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访华期间,就曾专程去其曾祖父许玉宋的故乡福建省龙海县鸿渐村认祖。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的祖籍在福建上杭丰郎村,据《古野唐溪李氏族谱》记载,他是李氏人闽始祖李火德的第28代裔孙。此外,每年举行的祭祀黄帝、炎帝陵仪式,也都有相当多的海外华人参加。海外各地的同姓宗亲会,也常常联合起来,回国祭祀共同的祖先。这一切都大大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其中,家谱的作用功不可没。在现代的侨乡家谱中,都普遍记录了不同时代出洋人的姓名、辈分、生卒年月日、婚配、子女、出洋时间与原因、侨居地点、从事职业、卒葬地点与原因、在海外的际遇与建树、同故乡故国的联系与贡献等内容。有些还辟有专章、专传介绍,这就为他们的后裔寻根问祖提供了可靠的根据,也就更增加了他们对故国故乡的依恋之情。
第六,是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的有力工具。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当代科学工作者研究证明,即使台湾的原住民——高山族同胞,也与大陆东南沿海居民有着同源关系,也就是说,高山族是上海地区古代百越族的后裔。这个结论是通过现代科学手段,即DNA技术获得的,因为百越民族所独有的Mll9C,在台湾高山族的布衣族中存在的比例高达
80%,而在阿美族中则达到100%。高山族之外的台湾早期移民,也大多是从大陆的陕西、广东、福建去的,尤其以福建为最多。有人对福建省的家谱资料进行研究,了解到福建移居台湾的最早记载是两宋之交的苏姓。古代大陆移民台湾共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天启年间,泉州、漳州一带贫民迁居台湾达三千多人,崇祯年间又有数万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移民。第二次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跟随郑成功而去的。第三次是康熙年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郑氏政权,开放海禁,移民人数多达几十万,从有关家谱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移民的人数、成分、原因,他们的婚姻状况、分布特点及与大陆的关系等。近年来,以台湾新任领导人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不断否定台湾与大陆的这种关系,反对一个中国,声称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可事实绝非如此,就是陈水扁自己,其祖先元隆公明朝末年由江西迁到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霞葛镇,其墓至今仍在,元隆公的一个儿子来到太平镇白叶村定居。18
世纪中叶,陈水扁的九世祖陈乌漂洋过海去台湾。这些内容都在台湾陈氏祖先牌位中被记录着,也和南诏陈氏宗人保存的《陈氏族谱》的记载相吻合。另一个台独中坚吕秀莲,其祖先是由山西永济蒲州镇迁到闽南,大约于500年前定居于福建省南靖县书洋乡田中村,并于清康熙年间,为防止外族和盗匪侵扰,建有一座4层64个房间的中等方形土楼,取名龙潭楼。为谋求新发展,清乾隆五年(1740),龙潭吕氏第11代孙吕廷玉携妻东渡台湾,后在台湾生3子,世世繁衍。自1989
年起,台湾吕氏宗亲7次组团返乡祭祖。10年前,时任台湾桃源“县长”的吕秀莲也曾随团回乡祭祖,并曾站在祖宅内的水井边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至今,海峡两岸的吕氏宗亲们还在商议共修族谱之事,可也就是这个吕秀莲,竟然数典忘祖,拒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仅毫无廉耻,而且还辱及先人,使吕氏列祖蒙羞,实属吕氏列祖列宗的不孝子孙。就连台独老手李登辉,他的祖籍,据其父李金龙说,与李光耀一样,同为福建上杭丰郎村,也是李火德的裔孙。清乾隆末年,李登辉的6世祖李崇文迁台谋生,繁衍后世。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增多,大批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寻根,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台湾的国民党己先后有3名副主席回大陆访问和寻亲祭祖,此外,像章孝严这些国民党名流也有许多来大陆省亲祭祖。海峡两岸要统一,利用家谱资料联络亲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此外,家谱资料还为地方史、家庭结构与功能、社会结构、妇女地位、优生学、民俗学、经济史、科技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信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实际上,家谱的价值,古人早已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南北朝时期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魏收著《魏书》,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就曾大量地使用了家谱资料。宋人郑樵、清人章学诚、近人易熙吾等,也都对家谱的价值作过介绍和评价,当今学术界对于家谱的价值也早已有了共识。

然而,由于家谱是私人纂修,有些记述往往华而不实,言过其实,尤其在先人功名、宦迹、婚姻等方面,有些内容甚至妄相假托、有意捏造,这部分内容我们在使用中要注意鉴别,不可盲从。但是,家谱中的主要部分,如五世内的世系、宗规、家训、祠堂、人口、艺文等方面的内容,一般还是可信的。此外,我们在使用家谱资料时还须注意家谱的几修,所用资料是照录原件还是新近加写的,对于不同时代的资料要区别使用,这也有助于提高资料本身的价值。总而言之,家谱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实的内容,因此,我们在使用家谱时,一定要注意区别对待,去伪存真。    
李家大塘
离线李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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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家世之源远、祖宗之光烈,以嗣以续,绵绵延延而有兴焉!
    
离线李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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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稠门 肇基青田 发祥永康
离线李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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