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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夏门大海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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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李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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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早已忘却、同时也是歼灭满洲八旗人数最多的恶战-----厦门大海战。
明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初,在江宁之役大败郑军的清廷,决心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彻底消灭南明最后的抗清力量。顺治授内大臣达素以“安南将军”的身份,集华北满洲劲兵兼程南下。同时命令各省水师齐集闽东。
三月,安南将军达素抵达泉州,准备对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岛作最后的总攻。一边多方掠夺船只、物资拼凑起近千艘海船的队伍。一边策划暗杀阴谋,收买郑氏厨子张德,寻机毒死郑成功。事泄,为郑成功乱箭射杀。
阴谋失败后,安南将军达素集中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满汉精锐,对郑成功最后的根据地厦门岛发动疾风暴雨般的总攻。这是一场堪称松锦决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满较量,双方参战舰只达到1600艘,是1279年涯山海战以来汉族与异族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汉人抵抗事业的成败,郑氏集团的存亡,全系于这场空前惨烈的决斗。
五月十日应该是一个值得汉人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势孤力弱的汉族军队没有重演涯山悲剧,而是让厦门海域成为埋葬满洲官兵最多的坟墓。
以下死亡满洲籍旗将的名字全部引自《清耆献类征选编》、《皇朝通志》
此役满清兵分两路,南路由李率泰、黄梧出海澄,北路由达素、施琅出同安,一齐夹攻厦门岛。这两路庞大的舰群实质是由一艘艘满载满洲八旗官兵的运兵舰组成的。满人的打算是:由精通海战的郑氏降将率汉人水军冲破郑氏海军的防线,护送满洲旗兵在厦门岛抢滩登陆,然后由长于陆战的满洲兵去消灭元气大伤的郑氏陆军。
因此,胜负成败的担子都压在叛将黄梧与施琅两人的肩上。
施琅具有过人的凶狡,此役他使出的狠招给郑成功造成了严重后果,使满人几乎得手,这一点后面会详细说到。而黄梧也不愧是一名成熟老练的海战专家,作为南路方面军的实际指挥者,他清楚麾下四百艘战舰中的主力是一百多艘巨型舰,为了充分发挥巨型舰的冲撞力,他反复进行了精心测算,将战斗时刻设定在洋流退潮时。因此,轰轰烈烈的厦门大海战从一开始,郑氏舰队就处于地利上的下风。满清舰群挟着顺流的巨大潮力推动下乘风破浪杀来。而郑成功的大明舰队却不得不逆流抵挡,被动挨打。因为若在逆潮之中勉强出击,舰队将失去秩序,甚至被潮水卷到外洋上,搞得五零四散。
要逆转这个劣势,郑军600只战舰只能被动挨打地干等潮水完全退去。郑成功毅然下令各舰顶着风力抛下锚碇,停泊于水中,呈一字长蛇摆开去承挡清军舰群的凶猛冲击,而且彼此做不了任何战术配合,完全是各自为战。这颇像1905年的对马大海战,日本联合舰队为抢占T字头有利阵形而不得不进行“敌前大回转”,去背动承担俄舰凶猛的炮火一样。当八旗舰群潮水般的涌上来、围攻郑军前队时,后方友舰只能眼睁睁的成为焦急的旁观者,应该说,历史总是对我们汉族异常冷酷与不公,这轮新的外侮考验从一开始就比当年的崖山海战更无情。危机关头,这些我们的祖先表现出了类似李舜臣那样过硬的本领和伟大的牺牲精神。
据清人的记载,顺流击逆的满洲舰群“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一可当百”。在凌厉的冲撞中强悍的满洲官兵纷纷接舷跳帮,迅速夺取了郑军一艘哨舰,杀闽安侯周瑞,舰上所剩郑军仍不屈不挠的殊死厮杀,炮杀满洲骁骑校安塔锡,击斩护军校(皆为正六品)穆雅纳,最终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殉国。与此同时,岸上满军也沿海岸围攻避潮搁浅的郑军舰只,郑军誓死护舰,血战中击杀镶黄旗护署参领(从三品)纳海、护军校夏穆达。满洲二等侍卫查克丹、佐领琉助依仗人多势众一度夺取两艘郑军船只,随即被郑军后队击溃,二人均被打死。
海上满清舰队继续强攻郑军主阵,正白旗前锋校鄂勒布率众先登,率先跳上一艘郑舰,杀害郑军大将陈尧策,“歼其渠”,众八旗士气大震,战斗愈发残酷,舰上刀光剑影血肉横飞。郑氏海军元老大将陈辉的坐舰也被围攻,当数百满汉旗兵蚁附登船时,他就如影视剧中狗血的情结那样,点燃了预备的火药桶,让战船与满兵同归于尽,他自己在最后关头跃入海中,逃过一劫。
另一侧,镶白旗前锋参领富察氏佟济亦身先士卒,忍着风浪海涛带来的强烈眩晕与不视,跳上郑军参将林登的座舰,一番血战杀害了林登,反而激起郑军的殊死抗击,三等侍卫(正五品)噶喇跃上郑舰被当场扑杀,护军校巴兰中箭丧命,但疯狂的满清军队仍不顾前队的剧烈伤亡强行突入。然而,经受住最初的混乱后,郑家军渐渐站稳阵脚,显现出职业海军的素质,以娴熟的战斗水平和高超的舰炮射击技术对士气正旺的满清军队予迎头痛击。黄梧的南路军在船坚炮利、临危不乱的郑军面前吃了大亏,被轰得船翻人亡。满洲一等护卫(从三品)鄂迈、三等护卫(从五品)达兰、嵩伊纳、长史(从五品)鄂禅、骁骑校纳玛尔岱、赫尔赫先后被杀,正蓝旗护军参领(正三品)伊勒图凶悍异常,中箭后仍不顾一切率先跃上郑舰,手杀郑兵一人,被郑军当场打死。更可喜的是,此时潮流已开始渐趋平静,一些郑军船只解缆反守为攻,“习舟楫,倏合倏分,势益猖蹶”,满清船只纷纷被炮轰起火,或被直接撞沉,护军参领(正三品)多穆星阿、前锋校玛喇奇、王府典仪(五品)贝屯、护军校尚机图、希岱、阿里禅、海通阿、骁骑校哈尼皆被杀死,南路攻势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北路也激战正酣。狡猾危险的施琅将战船分成三队,尽量避开郑氏的优势海军,寻找抢滩地点登陆厦门岛,以发挥陆战优势。最终竟真的得逞,在赤山坪登岛,满洲旗兵像是捉住了胜利女神的光滑的臂膀一般,红着眼“船未近,涉水争先”。千钧一发之际,郑氏海军迅速赶来,与岛上守军展开火力夹攻,满清被轰得血肉横飞,纷纷败退。但因身披沉重的马甲而陷于滩淖,被郑兵打活靶一般,死去十之七八,滩头尸横遍地,其中仅满洲籍官兵就有一千六百余人丧命。剩下三百满籍官兵被俘,遭到郑军残酷的虐待,全部被活活剁下手掌、割下耳朵,然后放回去,故意羞辱满洲贵族,登陆以耻辱的失败告终。
总指挥达素眼见海上失利,转而将主攻势头放回陆地上,海陆夹攻岸边的险要盖峙山。郑军据险枪炮齐射,打死了富察氏佟济,为林登报了仇,而满军骑都尉噶布喇、正蓝旗前锋侍卫(从五品)他塔喇氏董安也均被击毙。郑成功眼见满军蚁附于盖峙山,急派一支奇兵攻击清军后方的重镇罗源,以分散达素的兵力。并于路上趁机设伏,一举痛歼来援满军,打死正黄旗骑都尉觉罗(正四品、皇亲)满丕、二等轻车都尉瓜尔佳氏雍贵。同时,郑军舰队也以舰炮支援,配合盖峙山守军在里外夹攻,彻底粉碎了满军的攻势。正白旗二等轻车都尉济三、前锋校(正六品)鄂勒布、达度护、瑚星阿、骑骁校五尔护、蒙额图、署护军校完颜绥哈均被打死。
此时已到中午时分,目睹前方的激战,后方的郑军战舰上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潮水的反转。郑成功沉着的立于中军舰头,一手挥动指挥旗,一手握着宝剑,问左右将校“海面是否已经平静”?众将齐声唱诺!顷刻间,海平面上刮起了强大的东风,海上波涛翻滚,“风吼涛立,一海皆动”(郑氏史料《建国记》)船只上下剧烈的颠簸起来。郑成功终于等来了决定性的时刻,挥旗下令“拔碇迎战”!600艘郑舰发起总攻,从两面向大伤元气的满清舰队包围过来,郑成功亲自驾着一艘轻便的小舟,冒着硝烟与炮火,往返穿梭于波涛起伏的战场,在海水的摇晃中来回于各战船之间,指挥这场气势恢宏的总攻。
此时,满洲舰队几经攻势受挫,士气早已倾颓。加上久困波涛之上,生于白山黑水的满洲旗兵无不头晕目眩,许多人呕吐不止,战力本就大打折扣。面对郑氏巨舰的横击,毫无还手之力,一艘艘满载登陆八旗部队的运兵舰起火燃料、下沉,海面上飘浮着蝼蚁般的求救人群,在郑军无情的射杀与挑砍下“僵尸布海”,先后十三艘战船消失在海平面上。此时郑成功堂兄郑泰又率兵从浯屿赶来,加入了这场血腥的屠杀,满军残余舰只陷入重围,左冲右突皆告失败,护军统领(正二品)伊勒图、镶白旗一等侍卫(正三品)张佳。赫虎、二等侍卫纳岱、三等侍卫(正五品)海色、达嗽马、纳青、云骑尉赫达色、四品长史爱图、前锋侍卫鄂尔吉纳、副参领满都护、镶蓝旗三等轻车都尉舒穆赫。金州、正红旗三等轻车都尉乌达禅、正白旗三等侍卫黑马库、镶黄旗护军参领(正三品)乌舍不是被烧死射死杀死,就是坠海而亡。
清军兵败如山倒,几乎全部被击沉、夺获,海面上到处是船只的碎片与尸体在翻滚的红浪中上下起伏,主帅达素、李率泰等弃船而逃,侥幸身免,人员损失十之六七。还有三只八旗运兵舰在溃逃中迷失方向,撞上一座小岛搁浅了,残剩的四百多清兵登岛(其中满洲兵二百余人),随即被郑军众舰团团围住。为了避免人员伤亡,郑成功派人持令箭上岸抚慰,成功诱迫清军放下武器归降,第二天又将他们全部绑成棕子,扔下海里喂鱼。
这是自宁远大战以来满清主力一次最大的惨败,而大批满洲贵族、将校的被歼,使满洲有生力量的精华遭到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
由于打死的满洲贵族太多,以致郑氏史料有顺治皇帝于厦门海战被炮杀,达素失败后畏罪吞金自尽的说法。这当然是一种渲染,达素并未自杀,而是向京城老老实实的交待了这场惨败。受到强烈冲击的满洲统治高层不甘失败-----在汉人降兵面前,满洲人的威信经不起如此侮辱性的打击。恼羞成怒的顺治像输红眼的赌徒一般,贬达素以尚书参赞军事,改命贝子洛讬为安南将军,统率所剩满洲精锐于七月再赴厦门。这一次,他们充分吸取海战失败的教训,采取施琅的战术,避开郑氏海军,成功的从薄弱处抢滩登上厦门岛。引爆了一场惊险的滩头战,正黄旗一等护卫纳穆桑额率本翼兵为前锋与长史穆舍躍率先登岸,被郑军尽歼,二人战死。正白旗署参领鄂满从另一路跃船登岸,猛攻郑军侧背,“斩馘甚众”,郑兵“却入水”,护军校季达礼涉水追杀,郑兵复将之引上岸,使之“岸颓”被杀。郑军反击,参领尼什哈、护军校阴德礼、莫洛洪、二等侍卫贷穆以及鄂满在激战中全部丧命,满军再度大败,简直不堪一击。洛讬、达素收不了场,只得以“寻闻成功死”为讳败之由,“师引还”。
顺治十七年的厦门大海战终于落下帷幕。汉族军队不仅洗刷了崖山海战带来的耻辱与悲情,也使满洲的核心军事力量蒙受入关以来最有质量的打击。此役仅本人从史料中发现的、录有名字的阵亡满洲将官即达60余人,其中上三旗阵亡将校达25人以上。而镶白旗也因损失太重,致本旗统领(即固山额真、该旗司令官)索浑被解职,并削去一切世袭爵位。这个凭松锦会战而一战崛起的满洲宿将(当时仅是个佐领),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随即一命呜呼。
满洲从此丧失了再对南明抵抗力量发动战略进攻的能力,吞灭郑氏的野心也随之沉入海底。此后三藩之乱,清廷不得不依赖汉族绿营来平乱。康熙甚至一度打算接受郑氏提出的仿朝鲜例割据的要求,只因姚启圣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顺治虽没有像传言那样死于厦门海战,但遭到的打击确实是致命的。早在前年郑成功屡败满军直捣江宁之时,顺治的尊严就受到了极大挑战,被激怒的他誓言要率部亲征,为此与孝庄太后爆发激烈冲突。而此次厦门之征,对寄予极大希望,一心殷殷期盼要为满清彻底征服汉人划上圆满句号的顺治来说,不仅幻想破灭了,而且面对满清统治支柱遭受了不可恢复性的损害后果,顺治身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一月后,他深爱的弟媳又撒手而去,事业与爱情的双重打击,完全击倒了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异族天子,次年正月,这位入关的第一位满洲皇帝在失望与痛苦中离开人世。
随着顺治的死去,满洲八旗的鼎盛期一去不返,开始走向衰落。此后三藩之乱,清廷不得不主要依赖汉族绿营来平乱。康熙甚至一度接受郑氏提出的仿朝鲜例割据的要求,只因姚启圣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郑氏则得以站稳了脚跟,并能够腾出力量收复台湾,使汉家衣冠在这个海外孤岛又保持了二十年。郑成功逝世后,郑氏军队仍一次次击败满洲八旗的主力,并在海澄围歼战中取得全歼满洲前锋统领(正二品)希佛、正蓝旗副都统、列议政大臣穆赫琳所率的数千满洲精锐的辉煌胜利。郑军游骑十余人竟敢挟胜利余威纵横于泉州郊外,肆意和挑衅性的在满清大营外指点窥探,而满洲八旗竟畏敌如虎,龟缩巢中不敢出城,创下了汉满战争史上的新纪元。
这似乎说明当时的南明武装已在军事素质上反超满洲。而郑氏军队更是当时中国唯一在军事技术、装备、战术水平上接近世界潮流的军队。与之相比,满洲军队已经初现落后、落伍的端倪。遗憾的是,在近代的曙光前,中国历史还将继续在旧轨上惯性的走下去。随着天下大势已定,满清根基已稳,凭借软实力与帝王厚黑术的熟练运用,汉族士人已经逐渐在心理上将尊孔崇儒的满清接纳为一个正统王朝,并以为之效忠卖命来实现个人抱负。多少抗清力量的闪光点终于被岁月深埋于尘埃之下。直到今天,崖山之战的耻辱被汉族逆向民族主义者们津津乐道引为谈资。反倒是厦门大捷的辉煌却无人知晓,这是汉民族的沉沦还是选择性失明的自虐呢?不能不引起今人的反思。
知家世之源远、祖宗之光烈,以嗣以续,绵绵延延而有兴焉!
    
离线海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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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近代的曙光前,中国历史还将继续在旧轨上惯性的走下去。随着天下大势已定,满清根基已稳,凭借软实力与帝王厚黑术的熟练运用,汉族士人已经逐渐在心理上将尊孔崇儒的满清接纳为一个正统王朝,并以为之效忠卖命来实现个人抱负。多少抗清力量的闪光点终于被岁月深埋于尘埃之下。

直到今天,崖山之战的耻辱被汉族逆向民族主义者们津津乐道引为谈资。反倒是厦门大捷的辉煌却无人知晓,这是汉民族的沉沦还是选择性失明的自虐呢?不能不引起今人的反思。""
我族始祖治成公於咸淳元年在南海縣鼎安都江浦司海舟堡田心鄉開基為海舟李氏一世祖据族譜記載祖承忠肅公李彌遜宗系
离线海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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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屠刀下的历史能称为信史吗?

应该说,我对明是没有什么好感的,无论是否污蔑,八股取士、朱元璋起蔚为大观的特务统治,都严重的阻碍了中国人的思想开放及走向海外的步伐。但以前我深深反感明的一点,就是他的历代皇帝几乎都荒淫暴虐——跟后面的清代皇帝更没法相比。尤其是看看每代清帝的英明神武,勤劳亲政(这点倒是事实)——更使人深深的感到清灭残明真是拨乱反正的顺天应人的“天命所归“。

  但在看了这么多的中外当局掩盖事实,篡改历史的行为之后(尤其是我们的那位东邻的吮血磨牙之举,使我们心里的火经常烧的变色,我想如果哪天扶桑出现灭族惨剧的话,那一定是那个民族自找的;国家当局的掩盖印尼屠杀及对文革历史的轻描,还有萨达姆一类的中东独裁,和老美为了战争而找的情报门借口...),可以使人认识到历史记载也未必能保证真实,只是记载者的篡改程度大小反映了历史本身的正确程度而已。而在这样的思路下,当我看历史时,就时刻去想这段历史是否能成为我们观察的依据——这样,我突然发现,我们关于明清的争论角逐于历史论据的不正确——因为流传下来的主流官编明清史,是中国自有文字历史以来篡改程度最烈的一段历史!(如果不说中外自有文字历史以来的话)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了记载历史的原因而掉脑袋!

清对历史的控制,有许多创举为前所未有,下面略举几个要点:
一,对民间修史的几乎完全禁止——其实现方式为毫不隐晦的杀戮
  总观中国史载,有清以前,很少有对民间修史的限制(我记得是可以说没有,如有请告我)——除秦的焚书外,但焚书没有专门的针对历史——而二十五史,有许多便是由民间编成(如三国至隋的陈寿诸位),这是中国记史的一种宝贵来源。

  但清,却几乎完全关闭了这扇大门(如果不是侥幸有漏网之鱼的话,但决不是清廷的慈悲),虽然没有明文的禁止——但通过血淌的大刀,我想这比什么告示都更有说服力。

  有清一代,文字狱远超以前诸朝(这可以算满清的“文字武功”的辉煌顶点!)---文字狱前朝虽有,但都不成气候,至明清两代始形成系统,而清的此项成绩又远迈大明——当然单项成绩也许比不过,如方孝孺被灭十族,但就系统性而言则远超(明代很少见数案并发一朝的情况,而清的则不但常见,且可能互有牵连),仅就号称“圣君盛世”的顺康雍乾四朝而言——顺治康熙间(顺治因年限短,大案多迁延至康熙中,故合并)。著名案即有戴名世《南山集》案、庄廷栋《明史》案、释函可案、黄毓祺案、毛重倬案、张缙彦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朱方旦案等;雍正间有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邹汝鲁案、吕留良案、谢济世案、陆生楠案、屈大钧案、徐骏案等;到“圣主”、“十全老人”乾隆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死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转引自胡星斗:是文明史,还是文字狱史?——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而在这其中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即清文字狱中大量的历史案,甚至可以说,清的文字狱主要是历史案(当然这其中不可避免的涉及思想案)——庄案极为凶残,庄氏因编《明史辑略》而发案,家族七十余人被杀,其中戮尸二人,凌迟十八人。戴氏《南山集》案也因叙述抗清事实而被杀数十人,并牵扯诸多名士。雍正时徐骏是因将陛下误写为“狴下”,诗文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而遭此厄运的。(神经质已达如此地步!)

  在此情况之下,民间修史意味着不是对历史的兴趣或留名(不可否认古今的历史编撰者都或多或少有这方面的想法),而是拿脑袋开玩笑,所以有效的达到了控制的目的。

二,有意识的编撰历史(如果换成编造或篡改也无不可)——官方修史
  为了美化自身的目的而对历史做修改,不可否认历史的当权者都有这种现象(包括号称最民主科学的老美,也包括俺们极仰戴的大唐太宗李世民同志,他不顾史官的反对看记载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弄的那些无可奈何的家伙只好把《起居注》改成《太宗实录》以示与众不同,开了干涉历史的一个极坏的先例!——当然也说明了太宗的看重名誉——但是,清的规模及涉及面可称史无前例(呵呵,又一个史无前例!)

  除了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义觉迷录》外,清的大手笔有两件代表作——官修《明史》与编撰《四库全书》

  这里不可避免的牵扯到对比,作为另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元朝,其在中原的统治也是很野蛮的,但为什么不象清这么重视对汉族的思想统治?

  首先,两者的实力不同——首要表现为上台的途径不同:元朝是通过长期的战争,以自己的实力战胜了中原的金朝和南方的宋朝而入主中土的,所以他对自己的文化和血统充满自信(我们先不去谈论他的想法是否合理),对统治汉族也充满了自信,所以在《黑鞑秘史》中,元虽明知自己的记载许多行为根本不合汉族的礼法,却还是毫不隐晦的记载(尽管只有自己能看),而且即使到了后期,也没做适应中土统治的政治改变,导致其短命,所以在元脱脱等的官修《宋史》中尽管对宋的记载充满轻蔑,但对史实却没做刻意的改变

  而清的上台则不同,如果没有明末的北方农民起义推翻中央政权、边军引清入关及明将纷纷投降、南方明各政权的内讧,清仅凭自身实力是无法入局中土的,即使在入关的前数年,清对明思宗(崇祯)的要求,也只是明承认清为政权,双方和平,而明轻蔑的拒绝了清的请求,由此可见双方的实力对比。

  还表现为两者的军队和同盟者不同:元采用的是用远人治理的方法,元的疆域广大,从元本部(蒙古及中土)到四大汗国,所以统治的民族众多,在此情况下,元采取的治理中,除蒙古人均为统治者外,同盟军采取的是“甲军治乙地,乙军治甲地”的方法,表现为在中原,色目等俄罗斯、阿拉伯人为同盟者,为二等人;而进攻中东欧,阿拉伯时,则大量使用汉族军队,如郭侃、史天则等,而这些汉族驻军在当地也成了同盟者。在此情况下,在蒙古帝国名义疆域达到四千多万平方公里的情况下,元不可能接受一种完全地域的历史观,从而改变思维方式并刻意变为己用(即使在那些接受当地宗教如伊斯兰教的汗国如钦察、伊利也一样)。

  而清则不同,清虽说疆域也不小(直接统治疆域还超过元——当然,以上统计不算元直接统治的人口稀少的辽阳、岭北行省,否则,仅这两行省面积即达千万平方公里,接近清面积总和——不过,好象论坛大家都不算这两行省,具体原因俺不知道,但想来大家不提也肯定有理,所以俺就跟着了),但总的说主体没有越过中国本部,而统治的主要军队前期汉族即是主要同盟(如果不是主要力量的话,其实俺觉得即使清前期主要军事也是汉族军,八旗只是起威吓汉族军的作用罢了——当然,雅克萨、准葛尔等北方战斗除外。其实,如果不是南方百万汉族军在弘光影响下不战而降,清能否下江南或者顺利退回关外都有疑问!?),而蒙古只是比较强大的外援,但如果清自身衰弱的话这支外援满洲能否放下心也是个问题(毕竟清入关前和前期的主要战斗都和这个民族关系不小)——所以,清要在中土顺利立住脚,时世迫的其不能不研究汉族的思维方式并加以改造,这就是其颁布“剃法令”并编造历史的原因(剃法令是改变外形,使汉族不认其为外人——但,其征服者的骄傲又不能是其改变自己的衣冠——正与日本一到中国就格外凶残的原因相同,骨子里有一种被推翻的害怕),这也反映了与蒙古不同的不自信。

  最后,是草原游牧民族和森林半定居民族的不同(这方面的研究够多,大家可以查查)——相较而言,清更易接受中土的农业文化。

  但是,在这样接受文化并有意识的加以利用压制下,给中国的思想发展却是更严重的危害(有意识的利用发展了中国文化的软弱和奴才方面,而对不利的自由、反抗意识加以系统清除)。

  在对民间的不合口味编史者大加屠杀,毁灭书籍的基础上,诞生了官修《明史》。

  这里,我不想列举这本史书的编撰人员及编撰过程,我只简略列出由于对同一段历史的另外区别看法而落地的人头,我想问一句——在对立面的思想有如此多血流的情况下,这样的历史能持一个起码的公平观点吗?

  至于另一部洋洋大观的《四库全书》,它编撰的目的相信现在大家都讨论的过多,不用我废话了。

三,同一段历史的不同表现
  这里,又不可避免的谈到另一个问题——对清国所谓圣君的评价问题,相信大家看历史的都有一个印象——以1840为始,大家对清国皇帝有了两种印象

  顺康雍乾嘉,不是圣祖就是名君,即使嘉庆没什么作为,也给大家“此人励精图治”的印象。而后面的道咸同光宣,则不是软弱可欺,平庸无能,就是荒淫无度(当然比《明史》里的诸君要好些),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这不是大家因为国衰就委过一句能解释的。

  我认为的是这种可能——由于1840(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多了别的有势力者,满清没法象以前那样控制人民的书籍和语言。

  莫非道咸同光真的不如顺康雍乾嘉吗?我不认为是这样,我更相信他们如他们的前辈一样勤勉(说实话,清的这点倒真的令大部分汉族皇帝佩服——尽管清的后期由于记载不同好象懒了点),但是由于罗网被洋鬼子的打破(当然也不是好意),没法再象前代那样官方舆论工具独家美化(说实话,如果朝鲜开放让中国人进入做生意,还不用提老美,我怀疑太阳会不会迅速没以前的圆),所以光环只好退色。

  当然鬼子也不是好东西,但是,由于他们的搀杂进对中国的控制,满清没法禁绝不合己意的看法发表了,这也是满清的无视世界变化,坚持落后给自己,给人民的苦果(当然两者的损害方式不同——前者是政权,后者是生命)。

  所以康熙真的那么英明神武、无所不精吗?我想起那个老毛“全中国起的最早”和金太阳“对祖国数学的发展方向做出光辉指示”的英明形象来——也许他真的是难得的好皇帝,但离“千古一帝”.....?!

  由此,我想到,明的皇帝真的是那么不堪?——他们也许就倒霉在是清的前任,而且死后还有那么多人怀恋,搞的“反清复明”不绝(怪!这样的王朝还有这么多人争着保!),弄的满清只好想出这么多新办法来争取民心,尤其是那个倒霉的死鬼万历,他弄的清造反,不是大昏君是不成的——当然他也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只是冤枉了一个倒霉的明武宗,只因为下一次江南和李凤姐有所勾搭,就成了荒淫的代表,运气比以后六下江南还没人劝阻的乾隆差多了(糟,我说起评书来了——不过明武宗下江南有大批臣子以浪费谏阻,据说有十二臣因此死——又成了此人昏君的罪证。但乾隆可是没人说一句话,同志们别拿电视剧里的来烦我,在下预先谢过——奴才这里有理了!——这可是清国正宗风味,喜欢辫子戏的看在俺有礼的份上放过我)。

  民初的坚持大辫子的几位编的《清史稿》,也能作为正确的代表而不加修改入二十五史,与亮晃晃的刀光照耀下编成的《明史》,能不假思索的被人引用——都毋庸置疑的说明了鲁迅先生一向赞扬的俺们中华民族的伟大胸怀!

  乾隆,这位清朝居第二圣明的圣君。在位期间六次南巡,都是彰显盛世风光的盛举。每一次都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队伍,每到一处,地方官员就要建起行宫,纷纷献上奇珍异宝以邀宠,备好美味佳肴以款待数千人的队伍。道傍破旧民房,因为有碍观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离失所。乾隆第一次南巡之后,有人假托工部尚书孙嘉淦之名写文章进行指责并私下流传,乾隆帝竟然兴起大狱进行追查,牵连下狱达上千人。据说湖州知州赵某闻知乾隆将赴湖州,急中生智,把船沉在河中阻塞河道,终于阻止了乾隆游幸的队伍,后来赵某离任,湖州百姓相送数十里。

  乾隆第一次南巡经过山东,其时山东河南发生特大水灾。有个叫彭家屏的官员向他描述灾情,乾隆反而大怒,斥责彭家屏所言不实。后来在途中乾隆终于目睹了灾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据说“上为动容”,然而玩了一转回到北京之后他却把彭家屏叫去,问他家里有没有“禁书”?彭家屏回答虽然有几本明朝野史,却未曾检阅,乾隆斥责他不老实。登时下狱,抄家。然后宣布抄得彭家家谱,里面对皇帝的名字没有避讳,“狂悖无君”。这个彭家屏就被莫名其妙的杀掉了。

  乾隆皇帝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然而他六次南巡三十多年间,河南黄河八次决口,灾民四处流散,他到处游山玩水,祸及大半个中国,却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一次也没去过河南。

  这些都是“康乾盛世”中发生的一幕幕。

  清朝康熙皇帝是个天才的皇帝,清朝官方档案《实录》里面记载他勇武无敌,出去打猎,一天就能打死两只老虎,一次打猎几天下来就能打死八只老虎。他的孙子乾隆说他:“圣祖神勇无锡,力能挽强,并用二十把长箭,臣下罕有及者。”“猛如虎、健如熊、捷如兔,亦往往一发殪之。”

  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文质彬彬的鸿儒,博古通今,堪为一代宗师。那个进行大量游猎活动的人又不复存在了,而是“听政之暇,无间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当然还有品德高尚,他的儿子雍正说他“服御之物,一惟质朴”,“思慕圣德,实无终矣。”

  简直是文成武德,圣明得到了极点。如此完美的人真的存在过吗?不幸的是清朝在伪造、篡改、隐瞒历史事实方面是有传统的。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一族全部被屠。过了些年有个戴名世又忘记了,编了一本《南山集》,收录了一些明末清初史料。康熙帝勃然大怒,就把戴名世杀头了。《南山集》里引用了死掉的方孝标留下的一些史料,方家活着的人也全部被流放黑龙江。乾隆皇帝修《四库全书》,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清朝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

  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明朝也有官方档案《实录》,记了这麽一件事,明世宗嘉靖皇帝,残暴不仁,宫女们不堪忍受,半夜里要勒死他,谁知只是勒昏过去,他又活了过来,可怜这些宫女当然是活不成了。还有嘉靖与皇后对坐闲谈,有妃子进来献茶,嘉靖当场就把妃子拉过来抚摸,皇后当然吃醋,谁知嘉靖登时大怒,活活就把这个皇后吓得堕胎死了。这些宫闱丑事都被明朝史家一一记录下来,几百年之后还在大暴明皇室之丑。

  比较一下吧。明朝皇帝固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然而明清两朝修史的精神相去岂止天壤!在这麽两种修史精神的指引下,明朝皇帝多恶劣是必然的,而清朝皇帝难道还能有不英明神武,远迈前代的道理?

  清朝,一个残暴、专制达到中国历代王朝顶峰的朝代。一个无论肉体屠戮,还是精神摧残都登峰造极的朝代。皇帝的好坏本是次要的。然而在这样一个朝代,有骨气的人都被杀光了。中国传统的为官应直言敢谏,为史应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奴性跟辫子一起留了起来。在沉重的黑幕下,除了文字狱的酷烈被清清楚楚的记录下来,为了以儆效犹之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边的血泪被无情地埋没了呢!这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前无古人,竟然在百年之后还能让后人们心甘情愿的相信,这个如此黑暗邪恶的时代是前代不可企及的“盛世”,这个如此黑暗邪恶时代的统治者都是些“好皇帝”。清朝皇帝如有知,当由衷叹服自己果然伟大圣明。
我族始祖治成公於咸淳元年在南海縣鼎安都江浦司海舟堡田心鄉開基為海舟李氏一世祖据族譜記載祖承忠肅公李彌遜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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